优化药品价格管理机制，提高药品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美国药品价格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药品价格、药品费用总支出和患者自付支出均呈现增长趋势。笔者通过探究美国药品价格高企的原因发现，造成美国药品价格现状的原因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实现企业的利益目标，二是美国药品市场竞争机制受限，三是美国支付方市场议价能力相对不足，四是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不透明。因此，我国加强药品价格管理时，应在现有基本经济制度和药品管理机制的基础上构建政府与市场的协调配合机制，确立医疗保险对药品的战略购买与谈判地位，增强药品流通和交易环节的透明度，建立科学的定价体系，促进药品创新、保证药品质量。

目的 分析某三甲胸科医院国家医保谈判新型抗肿瘤药物的临床应用情况,为规范其合理利用及后续政策优化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对2020年3月至2023年2月安徽省胸科医院国家医保谈判新型抗肿瘤药物销售金额、用药频度(DDDs)、日均费用(DDC)、金额排序/DDDs排序比(B/A)、临床用药合理性以及抗肿瘤药物质控指标等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2020—2022年国家医保谈判的新型抗肿瘤药物销售金额占药品总金额比例3年依次为12.55％、16.33％、15.84％,其中大分子单克隆抗体金额占比逐年递增,依次为:3.28％、5.52％、6.76％.总DDDs 2021年度较2020年度增长72.24％,2022年度较2021年度增长26.26％.2020年谈判新增的药物DDDs增长幅度特别大,其中替雷利珠单抗(17162.50％)增幅最大.DDC逐年降低的药物占比为63.16％,每年B/A≥1的药物占65.00％以上.大分子单克隆抗体国产药物DDDs占比越来越高.新型抗肿瘤药物合理率逐年提升,不良反应例数近两年均在50例以上,拓展性临床应用较少,3年使用抗肿瘤药物病人的病理诊断和检测率均为100.00％,限制使用级抗肿瘤药物使用率逐年增长.结论 该医院国家医保谈判新型抗肿瘤药物使用基本合理,DDDs明显增加,DDC降低,且国产大分子单克隆抗体使用量越来越大,肿瘤病人药物获得率提高,药物价格降低,最终病人受益于国家医保谈判的政策实施.

目的:总结2018-2023年中国医保药品价格谈判的实践经验,对未来的工作提出建议.方法:通过文献回顾、收集官方公布的数据和网络报道资料,对当前医保药品价格谈判的政策和实践进行总结分析.结果:谈判药品平均降价50％～60％,但也存在有待解决的问题.未来医保药品价格谈判工作需要更加关注价值谈判组织体系、标准和方法的建立,重视价值谈判的立法和规制,使价格谈判工作更加公正、公平和透明化.结论:我国的药品价格谈判成绩斐然,充分发挥了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价值谈判保障了创新药物的可得性和可及性,在新药需求无限性和医保基金有限性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目的:系统梳理亚洲地区药品定价和报销方法及应用情况,为我国药品定价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方法:检索亚洲地区药品定价相关文献,并通过对应国家的网站,筛选、提取、汇总药品定价的相关政策、方法、执行方式和应用效果等相关信息.结果:共有7种药品定价方法(内部参考定价、外部参考定价、特殊协议定价、药物经济学评估、成本加权定价、招标和谈判、价格维持溢价)在亚洲地区作为关键策略广泛应用,各国家均同时采用多种药品定价方法,执行方法也存在较大差异.结论:在增加医疗保健可及性、控制医药成本、激发新药研发等多重要求情况下,多种药品定价方法并行是必要且可行的,不同的政策执行方式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应用效果.

WHO于2020年发布的WHO国家药品定价政策指南中提到的10种定价方法是国际常用的定价方法.但由于中成药成本构成比例的特殊性,单纯参照化药及生物药品制品对中成药进行定价存在适用性偏差.当前,我国药品定价主要方法为内部参考定价、招标谈判定价、促进使用有质量保证的仿制药和生物类似药、汇总采购等方法.文章在系统分析各种定价方法的基础上,明确其对于中成药医保定价的适用性及其原因,其中价值定价和提高价格透明度的方法有助于提高中成药医保定价的合理性.

我国药品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己形成了"独家品种谈判准入、非独家品种竞价准入"的分类准入机制,有效增加了临床用药的选择.但目前医保准入路径适用分类仅以批文数量作为唯一划分标准,导致有核心专利权的多批文药品丧失谈判资格,只能通过竞价准入路径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其在医保准入中的启动决定权、价格决定权和"双通道"推荐权被削弱.文章建议完善医保准入流程,采取"批文+专利"的分类处理模式,从而更好地保护创新药专利权,为我国药品基本医疗保险目录的准入提供更为公平、合理的环境.

目的 探讨"双通道"机制下定点零售药店执业药师的作用.方法 梳理"双通道"药品通过定点零售药店供应时存在的风险;总结"双通道"机制下,定点零售药店执业药师的配备要求;并提出为规避相关风险,执业药师应发挥的作用.结果 "双通道"药品多为创新药,且价格昂贵,通过定点零售药店供应时存在一定的用药安全风险和医保基金控费风险.各省(自治区)市在落实"双通道"机制及遴选定点零售药店时均强调配备执业药师,并在配备数量、注册时间、提供服务等方面作出要求."双通道"机制下,定点零售药店的执业药师可通过加强信息化管理、提供专业药学服务、提升医保控费管理水平、加强注射剂品种的日常管理,促进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机制的落地实施.结论 执业药师需不断提升专业化药学服务水平、特殊药品管理能力及综合执业水平,从而更好地满足新形势下公众对安全合理用药和健康服务的需求.

目的 评价中国科学院合肥肿瘤医院新型抗肿瘤药的临床使用情况和用药趋势,为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回顾性的方法分析 2018-2022 年中国科学院合肥肿瘤医院临床使用的新型抗肿瘤药的消耗量、销售金额、用药频度(DDDs)、限定日费用(DDC)及药品销售金额排序(B)/DDDs排序(A)情况.结果 2018-2022 年,医院新型抗肿瘤药物的品种数和销售金额呈逐年增长趋势,品种数从 2018 年的 11 种增加到 2022 年的 49 种,销售金额从 2018 年的270.34 万元增长至 2022 年的 2 543.00 万元.2018-2019 年,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的销售金额及其DDDs排序均居第 1 位;2020-2021 年,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的销售金额排序居第 1位,其DDDs 2021 年居第 1 位.2022 年,贝伐珠单抗注射液的销售金额排序居第 1 位,其DDDs排序居第 3 位.吉非替尼片销售金额不断下降,但其DDDs在 2018-2021 年均居前 3 位.2018-2022 年,中国科学院合肥肿瘤医院大部分新型抗肿瘤药各品种的 DDC处于逐年降低趋势.2020 年卡瑞利珠单抗B/A＜1,患者经济负担较重,2021 年入围国家医保谈判品种后,价格大幅度下降,B/A达到 1,2022 年B/A＞1;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贝伐珠单抗的B/A均＜1,可能与其近年来销售金额增加有关;厄洛替尼、埃克替尼的B/A均＞1,说明其价格更低、使用频率更高,大部分药品的DDC相对稳定,B/A接近于 1,提示其销售金额与DDDs的同步性总体较好.结论 中国科学院合肥肿瘤医院新型抗肿瘤药的临床使用相对合理,需要加强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建立相关考核指标体系并纳入绩效考核,从而确保临床使用新型抗肿瘤药物安全、有效、经济.

目的 立足于我国卫生服务体系角度,评价医保谈判前后,多纳非尼对比索拉非尼一线治疗晚期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药品经济性.方法 基于一项在中国晚期肝细胞癌患者开展的临床试验(ZGDH3研究)及已发表的文献数据,构建分区生存模型模拟患者长期生存获益和治疗成本,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阈值设定为1-3倍我国202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并进行单因素敏感性分析和概率敏感性分析以检验模型稳健性.结果 基础分析显示,医保谈判前后,多纳非尼组对比索拉非尼组的增量成本-效果比(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ICER)分别为 280 745.92 元/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QALY)与181 477.87元/QALY(低于3倍人均GDP,242 928元);单因素敏感性分析显示,多纳非尼成本、疾病进展(progressed disease,PD)状态效用值是影响ICER的主要因素;概率敏感性分析显示,医保谈判前后,多纳非尼对比索拉非尼一线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的药品经济性概率从0.216上升至0.925;情境分析显示,医保谈判价格相较于临界点价格上限降低了20.54％.结论 医保谈判实施效果可观,一款原本不太可能具有成本-效果优势的创新药在纳入医保目录后开始变得具备药品经济性.

2003年加拿大开始实行药品统一审评制度,从国家层面为各省完成新药的统一审评,并给出列入省级药品报销目录的推荐意见.为控制药品费用的不合理增长,1988年加拿大成立专利药价格审评委员会(PMPRB),负责全国专利药的价格管理,此后各省在药品统一审评推荐意见的基础上,结合PMPRB制定的参考价格确定专利药医保支付标准.仿制药则主要通过省级谈判和仿制药定价倡议控制支付价格.文章通过分析加拿大药品统一审评制度及价格管理体系,为我国医保目录的准入及价格谈判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