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不同视感知觉和眼球运动控制能力的间歇性外斜视（IXT）患者临床特征的差异。方法:横断面研究。选取2021年3月至2023年5月就诊于北京同仁医院的未成年IXT患者，收集人口学特征并完成视感知觉功能和眼球运动控制力评估。根据检查结果将患者分为同时视存在和消失组、融合视存在和消失组、远立体视正常和消失组、近立体视正常和损伤组。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M（ Q1， Q3）描述，比较组间修正纽卡斯尔控制评分（RNCS）、看近斜视度、看远斜视度及病程、发病年龄的差异，并分析视感知觉与眼球运动控制能力的相关性以及病程、发病年龄分别与视感知觉、眼球运动控制能力的相关性。 结果:共纳入381例IXT患者，男189例，女192例，年龄7（6，9）岁。视感知觉正常患者占19.4%（74/381）。与同时视、融合视存在组以及远/近立体视正常组相比，同时视、融合视、远立体视消失组和近立体视损伤组RNCS评分［7（5，9）分比4（3，6）分，6（5，8）分比4（3，6）分，5（4，7）分比3（3，5）分，5（3，6）分比4（3，6）分］、看近斜视度［65 Δ（60 Δ，80 Δ）比40 Δ（30 Δ，50 Δ），60 Δ（45 Δ，65 Δ）比40 Δ（30 Δ，50 Δ），50 Δ（40 Δ，60 Δ）比35 Δ（30 Δ，45 Δ），45 Δ（30 Δ，60 Δ）比40 Δ（30 Δ，50 Δ）］、看远斜视度［60 Δ（50 Δ，75 Δ）比35 Δ（25 Δ，50 Δ），55 Δ（41 Δ，65 Δ）比35 Δ（25 Δ，45 Δ），45 Δ（30 Δ，60 Δ）比35 Δ（25 Δ，45 Δ），40 Δ（30 Δ，60 Δ）比35 Δ（25 Δ，45 Δ）］均较高（均 P<0.05）。与同时视、融合视存在组以及远立体视正常组相比，同时视、融合视和远立体视消失组病程较长［3（1，5）年比2（1，3）年，2（1，4）年比1（1，3）年，2（1，4）年比1（1，3）年，均 P<0.05］。与远立体视正常组相比，远立体视消失组发病年龄较小［5（3，7）岁比6（4，8）岁， P=0.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主观斜视角、随机点立体图（RDS）立体视锐度分别与RNCS、看近和看远斜视度均呈正相关（ r=0.414、0.516、0.559，均 P<0.001； r=0.153、0.142和0.173，均 P<0.05）；主观斜视角、RNCS、看近和看远斜视度均与病程呈正相关（ r=0.238、0.195、0.236、0.239，均 P<0.001），与发病年龄呈负相关（ r=-0.184、-0.279、-0.112和-0.147，均 P<0.05）。 结论:间歇性外斜视近20%患者视感知觉功能正常，病程越长，发病年龄越小，眼球运动控制能力损伤越严重，视感知觉功能异常也越严重。

目的:观察双眼视感知觉训练对外伤性外旋转斜视矫正术后患者视功能的影响。方法: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纳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20年1月至2023年1月外伤性外旋转斜视90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行斜视矫正术，于术后1周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成两组，每组45例。对照组术后行传统视觉训练干预；观察组术后行双眼视感知觉训练干预。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视功能指标、三级视功能恢复、视力恢复时间、不良反应进行对比观察。结果:观察组患者有效率为88.89%(21/45)，显著优于对照组的68.89%(14/45)( χ2＝5.40， P＝0.020)。视野检查仪显示观察组平均缺损值(4.66±2.14)dB和视野平均光敏感度(23.89±2.08)dB均低于对照组的(5.97±1.12)、(25.17±2.26)dB( t＝3.64、2.80， P＝0.001、0.006)。观察组中Ⅰ级视功能恢复率为37.78%(17/45)，低于对照组的15.56%(7/45)( χ2＝0.07， P＝0.968)；观察组Ⅲ级视功能恢复率为62.22%(28/45)，高于对照组的40.00%(18/45)( χ2＝6.34， P＝0.042)。观察组视力恢复时间为(11.4±3.3)d，低于对照组的(18.5±3.6)d ( t＝8.34， P<0.001)。观察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为24.44%(11/45)，低于对照组的44.44%(20/45)( χ2＝3.99， P＝0.046)。 结论:双眼视感知觉训练能显著提高外伤性外旋转斜视患者的视功能，缩短患者的视力恢复时间，减缓其疾病进展，且治疗安全性较高。

目的：:引入视感知觉可塑性评分检查训练系统，评价该检测方法在临床应用中预测共同性外斜视术后立体视恢复状况的准确度以及灵敏度和特异度。方法：:前瞻性临床研究。连续收集2017年1─9月在北京同仁医院诊断为共同性外斜视且进行手术治疗的患者136例，在术后1周接受视感知觉可塑性评分检查。采用秩相关分析手术年龄、病程时长、术前斜视角度、术后1周斜视角度等因素与可塑性评分相关性。所有患者均从术后1周开始进行视感知觉训练，分别于术后1、3、6个月进行远、近立体视功能检测，制作ROC曲线，评价可塑性评分对术后不同时间点远、近立体视功能恢复预测的准确度及灵敏度和特异度。采用Delong test将可塑性评分以及传统临床指标对半年立体视功能的恢复状况的预测效能进行比较。结果：:间歇性外斜视患者109例（80.2%），恒定性外斜视27例（19.9%）。可塑性评分分别与年龄、术前斜视度、斜视病程、外斜视类型、术后1周斜视度相关（ r=-0.3、-0.2、-0.3、0.4、-0.3，均 P<0.05）。可塑性评分在术后半年内不同时间点对立体视功能均具有预测能力，其中对术后6个月远、近立体视功能恢复正常均具有中等程度的预测意义，曲线下面积（AUC）均>0.7， P<0.001。传统临床指标中，术前近立体视功能对术后半年近立体视功能有较低的预测能力（AUC=0.63<0.7， P=0.009）；术前看远斜视角度对术后6个月远、近立体视功能能否完全恢复正常具有较低的预测能力（AUC=0.66<0.7， P=0.02），但这些指标与可塑性评分的预测能力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1.2、1.4， P>0.05）。 结论:：视感知觉检查训练系统中，可塑性评分可以有效地预测共同性外斜视患者术后远、近立体视功能的恢复状况，为术后患者制定进一步的诊疗策略提供依据。

目的：:分析斜视患儿知觉眼位、眼球注视运动和眼球扫视运动之间及其与阅读障碍量表评分之间的关系。方法：: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于深圳市眼科医院就诊的2~6年级斜视患儿共24例作为斜视组，同期门诊就诊的正常对照组14例。采用视感知觉检查系统评估知觉眼位偏移，Tobii Eye Tracker 5评估注视和扫视功能，儿童汉语阅读障碍量表（DCCC）进行阅读障碍程度评测。组间正态分布数据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非正态分布数据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差异性比较；水平和垂直方向知觉眼位偏移、注视偏移、扫视偏移与阅读障碍量表得分间的关系采用Spearman直线相关分析，并对相关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一步行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斜视组知觉眼位明显偏移（ P<0.001）。正常组水平扫视与垂直扫视呈较强正相关（ r=0.81， P<0.001），斜视组呈中等正相关（ r=0.64， P=0.001），且垂直扫视眼位偏移随着水平扫视眼位偏移增加而增大；2组水平注视与水平扫视呈中等正相关（正常组 r=0.64，斜视组 r=0.69，均 P<0.05），且水平扫视眼位偏移随着水平注视眼位偏移增加而增大；在斜视组中水平与垂直知觉眼位、水平注视与垂直注视、水平知觉眼位与水平注视、水平注视与垂直扫视、DCCC视知觉障碍分量表与垂直扫视呈中等正相关（ r=0.70、0.66、0.52、0.43、0.47，均 P<0.05），且垂直知觉眼位偏移随着水平知觉眼位偏移增加而增大，视知觉障碍量表得分随着垂直扫视眼位偏移增加而增大。 结论：:水平扫视和垂直扫视在眼位正常和眼位偏斜情况下均存在正相关性；知觉眼位偏移使水平注视、水平扫视和垂直扫视彼此间存在更为明显的相互影响。在阅读障碍儿童、斜视儿童和正常儿童中均发现扫视运动的异常，本研究发现扫视垂直方向移位与DCCC分量表中的视知觉障碍分量表具有中等强度相关性，提示扫视功能可能可以作为评估儿童阅读能力的敏感指标之一。

目的：:探讨高度近视患者行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和飞秒激光制瓣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FS-LASIK）术后早期双眼调节功能和视感知觉功能的变化及差异。方法：:前瞻性临床研究。选取2019年11月至2020年7月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眼科中心行SMILE和FS-LASIK手术的患者60例（120眼），其中SMILE组35例（70眼），FS-LASIK组25例（50眼）。测量术前术后1周、1个月、3个月的调节功能（正/负相对调节、调节幅度、调节反应、调节灵活度）和视感知觉功能（知觉眼位、注视稳定性、精细立体视）。用 t检验、Wilcoxon检验或λ 2检验进行组间数据比较，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LSD- t检验、Kruskal-Wallis H或λ 2检验进行组内不同时间点间比较。 结果：:SMILE组正相对调节术后1、3个月较术前提高（ P<0.05），单、双眼调节幅度和调节灵活度术后1、3个月均较术后1周提高（ P<0.05），术后3个月单眼调节幅度高于术前（ P=0.028）。垂直眼位、5 m精细立体视术后1、3个月较术前提高（ P<0.05）。FS-LASIK组正相对调节术后1个月较术后1周提高（ P=0.02），术后3个月较术前、术后1周提高（ P<0.05），单、双眼调节幅度术后3个月较术前，术后1周、1个月提高（ P<0.05），单、双眼调节灵活度术后1周低于术前（ P<0.05），术后1、3个月较术后1周提高（ P<0.05），且在术后3个月恢复到术前水平。5 m精细立体视术后3个月较术后1周提高（ P<0.05）。组间比较：FS-LASIK组术前双眼调节幅度（ t=-2.067， P=0.043），术后1个月负相对调节（ t=-3.181， P=0.03）及术后3个月单眼调节幅度（ t=-2.126， P=0.036）高于SMILE组，而术后1周正相对调节（ t=-2.249， P=0.028）、单眼调节灵活度（ t=3.013， P=0.003），术后1个月双眼调节幅度差值（ t=3.031， P=0.004）小于SMILE组。FS-LASIK组术后1周、1个月2.5 m精细立体视和5 m精细立体视，术后3个月5 m精细立体视等级总体低于SMILE组（ P<0.05）。 结论：:SMILE与FS-LASIK不仅能改善高度近视双眼局部调节功能，还能改善大脑知觉层面的高级视功能。且SMILE术后早期视感知觉功能恢复快于FS-LASIK。

目的:分析三棱镜联合双眼视感知觉训练治疗小儿间歇性外斜视疗效及对视觉不适症状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1月-2022年8月笔者医院收治的间歇性外斜视患儿97例194眼,按术后方式不同分为常规组(n=48)和联合组(n=49),常规组患儿给予三棱镜治疗,联合组患儿给予三棱镜联合双眼视感知觉训练治疗.比较两组患儿治疗后斜视度、眼部血流动力学[收缩期血流速度峰值(Systolic peak velocity,Vs)、舒张末期血流速度(End-diastolic flow velocity,Vd)、阻力指数(Resistance index,RI)]和治疗后远立体视、近立体视以及眼位的差异,并记录视觉不适症状.结果:治疗后,联合组患儿斜视度低于常规组(P＜0.05);治疗后,联合组患儿Vs高于常规组(P＜0.05),两组Vd、RI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组患儿治疗后远立体视、近立体视以及眼位正检出率均高于常规组(P＜0.05);联合组患儿眼眶疼痛、眼胀以及久视模糊视觉不适症状总发生率低于常规组(P＜0.05).结论:三棱镜联合双眼视感知觉训练治疗小儿间歇性外斜视疗效显著,可有效降低患儿斜视度,减轻视觉不适症状,改善双眼视功能.

目的 探讨青光眼患者不同视野损害程度对双眼知觉眼位及立体视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青光眼患者49例、正常对照组患者56例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知觉眼位、精细立体视、运动立体视、粗糙立体视检查.结果 青光眼组的垂直知觉眼位、精细立体视、运动立体视较正常对照组受损严重(P＜0.001).且晚期青光眼患者均比早期患者损害更为明显(P=0.035,P=0.004).立体视损害程度与青光眼分期呈负相关(P＜0.05).结论 青光眼患者知觉眼位、立体视损害程度与青光眼视野分期密切相关.

目的 探讨青少年近视进展与双眼视功能缺损的关系方法.方法 选择在沧州眼科医院小儿眼科门诊2016年4月至2017年6月就诊的8～l4岁的青少年近视患者共104例,比较患者初诊时和1年后复诊时的屈光度和眼轴变化,根据变化幅度分为:A组(近视进展慢组,屈光度增加≤0.5 ～0.75 D;眼轴增长＜0.3 mm/年)和B组(近视进展快组,屈光度增加≥1.0D;眼轴增长0.3 mm/年).然后对104例近视眼儿童进行视感知觉功能的检查(包括知觉眼位检查,立体视功能检查).结果 104例,A组(屈光度增加≤0.5～0.75 D;眼轴增长＜0.3mm/年)51例,占49.04％;B组(屈光度增加≥1.0D;眼轴增长0.3 mm/年)53例,占50.96％.A组近距离知觉眼位水平偏移度平均值为57.62像素,B组近距离眼位水平偏移度平均值为100.52像素,采用SPSS person相关性分析得出两组变量的P值为0.043(P＜0.05),A组的51例患者中有12例患者存在随机点动态立体视缺损,百分比为23.5％.而B组的53例患者中有36个患者存在随机点动态立体视缺损,百分比为67.9％.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近视眼度数的发展与认知感觉功能有着密切关联.用修复认知感觉功能缺损能改善近视眼儿童近视的发展.

目的 评价侧视症儿童视感知觉功能的变化,探讨儿童侧视症的成因.方法 记录正常儿童和侧视症儿童视感知觉检查中的知觉眼位、注视稳定性、抑制水平、大范围立体视及精细立体视,运用秩和检验和卡方检验进行组间比较.结果 侧视症儿童在水平知觉眼位、注视不稳定性、出现间歇性中心抑制方面与正常儿童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侧视症儿童水平知觉眼位偏差大,注视不稳定以及易出现间歇性中心抑制.

后部皮质萎缩(posterior cortical atrophy,PCA)是一种临床综合征,其特征在于高级视觉处理和其他后部皮质功能的进行性、戏剧性和相对选择性下降.此概念由Benson于1988年首先提出并描述 [1].根据临床症状可将PCA划分为不同的亚型,包括:①顶叶(背侧型),表现为早期、突出的视空间障碍、Balint综合征、Gerstmann综合征;②颞枕叶(腹侧型),表现为视感知觉障碍,突出表现为物体和面部失认、失读;③初级视觉皮质(尾侧型),少见,表现为初级视觉障碍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