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对新辅助治疗模式下行根治性低位前切除联合保护性造口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进行调查，探讨新辅助治疗前至造口还纳后12个月患者的生活质量。方法:本研究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12月至2020年1月期间，于北京协和医院接受完整新辅助长程放化疗并行根治性低位前切除（LAR）联合保护性造口的中低位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纳入标准：（1）新辅助治疗前行直肠MRI评估为mT 3~4b或mN 1~2而无远处转移（M 0）的患者，同时肿瘤下缘距肛缘<12 cm；（2）新辅助治疗前活检病理确诊直肠腺癌；（3）行完整周期的新辅助治疗；（4）接受根治性保肛手术治疗，术式均为LAR联合保护性造口，已经完成造口还纳，同时随访12个月以上。排除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Ⅳ~Ⅴ级、合并多原发结直肠癌者、过去5年内有其他恶性肿瘤病史、需要急诊手术的患者、怀孕或哺乳期女性、有严重精神疾病史者、行核磁共振检查、放化疗或手术治疗禁忌者后，共纳入83例患者，男性51例（61.4%），中位年龄59岁，体质指数（24.4±3.1）kg/m 2。采用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机构生活质量问卷的结直肠癌模块（EORTC QLQ-CR29）、国际勃起功能指数（IIEF）、Wexner便秘评分和低位前切除综合征（LARS）量表，分别调查了解患者新辅助治疗前、术前、造口还纳后3个月、造口还纳后12个月的生活质量变化情况，包括直肠肛门功能、性功能等方面。量表的各项分值采用 M（ P25， P75）表示。 结果:（1）EORTC QLQ-CR29评分显示，新辅助治疗前、术前、造口还纳后3个月、造口还纳后12个月，患者焦虑[分别为64.4（52.0，82.5）分、75.3（66.0，89.5）分、82.6（78.0，90.0）分、83.6（78.0，91.0）分]和担心身体形象[分别为76.8（66.0，92.0）分、81.1（76.5，91.5）分、85.5（82.5，94.0）分、86.1（82.0，92.0）分]均有所改善（均 P<0.01）；盆腔痛[分别为5.4（2.0，8.0）分、5.0（2.0，7.8）分、3.9（1.0，5.0）分、3.0（1.0，5.0）分]、尿失禁[分别为15.7（7.0，22.0）分、11.1（0，17.5）分、10.0（0，17.0）分、9.9（0，16.0）分]、阳痿[分别为14.3（4.2，19.0）分、12.2（0，16.8）分、5.6（0，10.0）分、5.2（0.2，8.0）分]、尿频[分别为26.4（13.0，38.5）分、13.9（0，20.0）分、13.4（2.5，21.5）分、13.2（2.0，20.0）分]和黏液血便[分别为4.7（3.0，6.0）分、2.6（0，5.0）分、2.2（0，5.0）分、1.9（0，4.0）分]等症状均有改善（均 P<0.01）。在改善男性性功能、腹痛、口干、担心体质量改变、皮肤疼痛和性交困难方面，评分存在波动，但造口回纳后较新辅助治疗前症状均有改善（均 P<0.05）。在女性性功能、排尿困难、味觉障碍和排粪失禁方面，造口回纳后较新辅助治疗前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均 P>0.05）。（2）IIEF量表显示：新辅助治疗模式前后，各项评分均接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3）直肠肛门功能量表显示：新辅助治疗前、术前、造口还纳后3个月、造口还纳后12个月，患者的排气失禁[分别为3.1（0，4.0）分、2.3（0，4.0）分、1.8（0，4.0）分、1.2（0，3.0）分]和急迫排粪[分别为7.2（0，11.0）分、5.2（0，11.0）分、2.9（0，9.0）分、1.7（0，0）分]症状均有改善（均 P<0.01）；在改善不完全排空感方面，患者症状存在波动，但造口回纳后较新辅助治疗前症状有改善（均 P<0.05）；在需要协助排粪[分别为0（0，0）分、0.7（0，1.0）分、0.6（0，1.0）分、0.7（0，1.0）分]和排粪失败[分别为0.2（0，0）分、1（0，2.0）分、0.8（0，1.5）分、0.8（0，1.0）分]方面，患者症状呈现恶化趋势（均 P<0.01）。对新辅助治疗效果不同的患者进行分层分析，比较术前与新辅助治疗前的生活质量改变情况。新辅助治疗较不敏感与较敏感的患者在功能、症状方面改变大致相同，区别在于，较不敏感的患者在排尿困难、尿失禁、皮肤疼痛和性交困难方面症状显著改善（均 P<0.05），而较敏感患者在便频方面症状改善（ P<0.05）。 结论:对于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新辅助放化疗后行根治性低位前切除联合保护性造口的治疗模式可以从许多方面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但需注意患者在需要协助排粪及排粪失败方面，呈现恶化趋势。

目的:探讨医疗数据系统支持延伸干预对造口失禁患者自护技和应对方式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12月至2020年1月我院收治的造口失禁患者92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各46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延续护理。干预组患者实施医疗数据系统支持延伸干预护理，对比两组干预前后自护技能评分、应对方式得分、生活质量评分。观察两组患者造口皮肤病变情况和造口坏死、造口狭窄、造口感染、造口脱垂等并发症发生率。结果:干预前，两组患者自护技能、应对方式、生活质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干预后，干预组患者自我概念、健康认知、自护技能和自我责任感各项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干预组患者面对、屈服和回避等应对方式得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组患者躯体功能、社会活动功能、心理健康和日常活动功能等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组患者造口皮肤组织增生、变色和侵蚀情况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组患者造口坏死、狭窄、感染和脱垂等并发症总发生率为10.86%，低于对照组30.4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医疗数据系统支持延伸干预可有效提高造口失禁患者的自护技能，改善应对方式，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减少造口皮肤病变和并发症的发生。

目的:探讨含益生菌溶剂经回肠造口顺行灌肠对低位直肠癌行经括约肌间切除术(ISR)并回肠造口手术患者术后肛门及肠道功能的影响。方法: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结直肠肛门外科收治的85例因低位直肠癌行ISR并回肠造口手术患者临床资料和随访信息，其中未灌肠组60例，含益生菌溶剂顺行灌肠组25例，比较两组患者基线资料与临床指标，通过问卷量表，直肠肛门测压，肠镜等评估患者术后肛门及肠道功能等情况。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Wilcoxon秩和检验， χ2检验或连续校正的 χ2检验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 结果:含益生菌溶剂顺行灌肠组在造口还纳术后1、3、6个月Wexner失禁评分、低位前切除综合征评分(LARS)、6个月梅奥内镜评分(MES)、还纳术后首次排气、排便时间、并发症发生率低于非灌肠组[(11.60±1.97)分比(13.23±3.47)分、(9.40±2.50)分比(11.17±3.65)分、(7.08±1.75)分比(9.38±2.58)分， t＝2.730、2.207、4.757， P<0.05， Z＝－2.145、－2.519、－2.165， P<0.05； Z＝－3.332， P<0.05；(36.12±13.56) h比(57.67±16.60) h、(41.88±16.06) h比(60.15±16.64) h、8%(2/25)比31.7%(19/60)， t＝5.735、4.657， χ2＝4.117， P<0.05]，在还纳术后1、3、6个月大便失禁生活质量评分(FIQL)高于非灌肠组，Lifestyle/生活方式[(1.69±0.20)分比(1.36±0.21)分、(2.06±0.22)分比(1.77±0.24)分、(2.34±0.25)分比(2.01±0.31)分， t＝－6.498、－5.317、－4.744， P<0.05]、Coping/心理应对[(1.67±0.26)分比(1.49±0.27)分、(1.90±0.35)分比(1.73±0.33)分、(2.38±0.35)分比(2.15±0.37)分， t＝－2.715、－2.056、－2.585， P<0.05]、Depression/抑郁[(2.19±0.34)分比(1.81±0.31)分、(2.37±0.47)分比(2.04±0.50)分、(3.09±0.36)分比(2.76±0.64)分， t＝－5.048、－2.827、－2.902， P<0.05]、Embarrassment/社交窘迫[(2.15±0.66)分比(1.76±0.55)分、(2.31±0.75)分比(1.95±0.64)分、(2.61±0.76)分比(2.22±0.67)分， t＝－2.788、－2.264、－2.284， P<0.05]，两组在还纳术后3、6个月肛管静息压(ARP)、肛管最大收缩压(MSP)、直肠最大容积(MTV)、直肠顺应性(R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0.07±6.17) mmHg比(26.54±4.34) mmHg、(33.46±6.22) mmHg比(29.33±4.70) mmHg，(97.13±8.23) mmHg比(90.84±12.07) mmHg、(105.63±8.12) mmHg比(100.67±13.09) mmHg，(56.50±6.39) ml比(59.50±8.01) ml、(62.30±6.48) ml比(63.30±7.90) ml，(5.72±1.27) ml/mmHg比(5.65±1.15) ml/mmHg、(8.20±1.52) ml/mmHg比(7.81±1.54) ml/mmHg， t＝－1.478、－1.675、－1.361、－1.018、0.925、0.309、－0.128、－0.568， P>0.05]。 结论:通过含益生菌溶剂经回肠造口顺行灌肠可以一定程度改善ISR患者术后肠道功能及排便症状，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加快患者术后肠道恢复情况。

目的:编制我国伤口造口失禁专科专科护士岗位素质标准量表，并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方法:通过文献回顾、半结构式访谈、德尔菲专家函询形成量表初稿；采用目的抽样法，于2019年4—5月选取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796名伤口造口专科失禁专科护士进行测试并检验量表的信效度。共发放问卷796份，回收有效问卷693份，有效回收率为87.1%。结果:伤口造口失禁专科护士岗位素质标准量表包括3个一级条目、77个二级条目；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3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72.466%；一级条目间相关系数为0.709~0.898，一级条目与总量表间的相关系数为0.859~0.937；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92，折半信度系数为0.917（ P<0.01）。 结论:伤口造口失禁专科护士岗位素质标准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用于评估伤口造口失禁专科护士的岗位素质。

目的:探讨腹腔镜直肠癌低位前切除术中左结肠动脉(LCA)的保留对预防术后并发吻合口漏的临床价值。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2017年8月—2019年12月濉溪县医院普外科直肠癌患者32例，其中男14例、女18例，年龄13～89岁，中位年龄51岁。32例均行腹腔镜直肠癌低位前切除术，术中保留左结肠动脉的15例纳入观察组，未保留左结肠动脉的17例纳入对照组。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临床基线资料，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第253组淋巴结清扫数目、淋巴结清扫总数目、肿瘤距肛门距离、吻合口距齿状线距离、术中回肠造瘘比例、术后吻合口漏发生率，以及术后排粪失禁发生率等指标。结果:两组患者年龄、性别、体质量、影响吻合口血供的基础疾病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两组间比较，术中出血量、第253组淋巴结清扫数目、淋巴结清扫总数目、排粪失禁、肿瘤距肛门距离、吻合口距齿状线距离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手术时间观察组为(178.5±19.4)min，略长于对照组的(150±13.2)min；术后住院时间观察组为(11.87±4.64)d，短于对照组的(13.46±1.12)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906、2.873, P值均<0.05)。观察组患者术中均未行回肠造瘘且无吻合口漏发生，而对照组术中7例行回肠预防性造瘘、术后发生4例吻合口漏，且4例吻合口漏情况均出现在未行预防造瘘的患者；两组患者术中回肠造瘘和术后吻合口漏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7、0.019)。 结论:在腹腔镜直肠癌低位前切除术中，保留左结肠动脉可有效降低术后吻合口漏的发生率，并且能彻底清扫第3站淋巴结，并完成肿瘤根治。

目的:比较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与腹腔镜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ME)治疗低位直肠癌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5年10月至2019年1月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收治的64例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42例，女22例；中位年龄为59岁，年龄范围为40～84岁。64例患者中，31例行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TME设为机器人组，33例行腹腔镜TME设为腹腔镜组。观察指标：(1)手术及术后恢复情况。(2)术后病理学检查情况。(3)随访情况。采用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长期并发症及盆腔植物神经损伤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0年1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P25， P75)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结果:(1)手术及术后恢复情况：机器人组患者保肛例数、预防性造口例数、中转开腹例数、术中输血例数、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首次下床活动时间、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术后恢复饮食时间、住院时间、伤口感染、术后出血、吻合口瘘、肺部感染、尿潴留、全组患者并发症综合指数、并发症患者并发症综合指数、治疗费用分别为30例、23例、0、1例、(285±73)min、(147±112)mL、(1.6±0.8)d、(3.6±1.1)d、(3.2±1.5)d、(9.8±2.8)d、1例、4例、3例、1例、4例、(15.0±12.0)分、22.6分(20.9分，27.3分)、(11.7±1.2)万元。腹腔镜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2例、13例、2例、2例、(253±57)min、(211±123)mL、(1.8±0.8)d、(3.9±1.6)d、(4.1±1.9)d、(11.8±4.3)d、2例、5例、3例、3例、2例、(20.0±12.0)分、24.2分(10.5分，30.8分)、(7.7±1.3)万元。两组患者保肛例数、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治疗费用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8.581， t＝－2.065，－2.133，12.700， P<0.05)；两组患者预防性造口例数、手术时间、术后首次下床活动时间、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术后恢复饮食时间、全组患者并发症综合指数、并发症患者并发症综合指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2.425， t＝1.957，－0.679，－0.846，－1.941，－1.867， Z＝－0.850， P>0.05)。两组患者中转开腹例数、术中输血例数、伤口感染、术后出血、吻合口瘘、肺部感染、尿潴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机器人组1例吻合口瘘患者在内镜下夹闭，其余并发症予以对症治疗后治愈。(2)术后病理学检查情况：机器人组患者肿瘤距切缘距离，肿瘤直径，手术切缘(阳性、阴性)，肿瘤分化程度(高分化、高中分化、中分化、中低分化、低分化)，肿瘤病理学分期(Ⅰ期、Ⅱ期、Ⅲa＋b期、Ⅲc＋Ⅳ期)，淋巴结清扫数目分别为1.0 cm(0.3 cm，2.0 cm)，(3.5±1.1)cm，2例、29例，3例、7例、14例、5例、2例，5例、18例、4例、4例，(16.0±2.8)枚。腹腔镜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3 cm(0.5 cm，3.0 cm)，(4.2±1.4)cm，2例、30例，1例、7例、16例、6例、3例，1例、19例、7例、6例，(13.9±3.8)枚。两组患者淋巴结清扫数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420， P<0.05)。两组患者肿瘤距切缘距离、肿瘤直径、肿瘤分化程度、肿瘤病理学分期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0.980， t＝－1.912， Z＝－0.809，－1.595， P>0.05)。两组患者手术切缘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3)随访情况：机器人组31例患者中，29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3～24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12个月。腹腔镜组33例患者中，30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3～36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15个月。机器人组患者肠梗阻、按时还纳造口、局部复发、远处转移、死亡、术后12个月大便失禁严重度评分、术后12个月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术后12个月夜尿、术后12个月国际勃起功能指数评分分别为2例、20例、3例、2例、2例、0.0分(0.0分，0.0分)、4.5分(1.3分，8.8分)、1.5次(1.0次，2.0次)、2.0分(1.3分，10.8分)。腹腔镜组上述指标分别为4例、7例、3例、2例、3例、1.0分(0.0分，3.0分)、8.0分(2.0分，14.3分)、2.0次(1.0次，4.0次)、3.0分(1.0分，11.8分)。两组患者肠梗阻、按时还纳造口、局部复发、远处转移、死亡例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术后12个月大便失禁严重度评分及术后12个月夜尿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2.202，－1.986， P<0.05)。两组患者术后12个月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及术后12个月国际勃起功能指数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0.885，0.094， P>0.05)。 结论: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与腹腔镜TME治疗低位直肠癌均安全有效，前者在保证低位直肠癌根治前提下能提高肛门括约肌保留率，减少夜尿频率及保护排便功能。

经括约肌间切除术（ISR）作为低位直肠癌的极限保肛手术，不仅能够获得满意的肿瘤学结果，并且可降低永久性造口概率。然而，控制排便功能紊乱是ISR术后不容忽视且最为常见的临床难题。目前仍缺少以患者报告结局测量工具评价术后肛门功能与生活质量以及治疗低位前切除综合征（LARS）的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与笔者单位临床实践，从以下几个方面系统性阐述ISR术后肛门功能、生活质量、生理功能、解剖形态学评估以及功能康复治疗的研究进展。术后肛门功能常根据多种量表组合进行评估，包括大便失禁评估量表、胃肠功能问卷、特异性LARS评估量表和大便日记。ISR术后生活质量的评估更适合采用症状特异性生活质量量表。可采用水灌注式或高分辨率固态直肠肛管测压评估ISR术后患者生理功能，并采用排粪造影和3D直肠腔内超声评估其解剖形态学变化。生物反馈电刺激、盆底肌功能锻炼、直肠球囊训练、经肛门灌洗和骶神经调节术等均是术后康复治疗的可选方式。

目的:探讨多功能蝶形底盘造口袋引流大便治疗失禁相关性皮炎（IAD）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2019年1—9月入住浙江省人民医院ICU因大便失禁而发生IAD的84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42例）和对照组（42例）。对照组采用IAD皮肤管理三部曲联合普通造口袋，观察组采用IAD皮肤管理三部曲联合多功能蝶形底盘造口袋。比较两组患者的IAD治疗总有效率、治疗IAD护理人员的护理时间以及造口袋平均留置时间、造口袋平均使用时间、更换频次、两组患者家属满意度。结果:观察组患者的IAD治疗总有效率为95.24%（40/42），高于对照组的73.81%（31/42），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所用护理时间为（1.89±0.32） h/d，短于对照组的（5.73±1.64） h/d，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的留置时间为（5.20±0.40） d/人，短于对照组的（9.40±1.20） d/人，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的使用时间为（98.27±12.18） h/袋，长于对照组的（72.18±4.63）h/袋，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的更换频次为（1.20±0.10）次/人，短于对照组的（3.10±0.70）次/人，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的家属满意度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相较于传统的造口袋，多功能蝶形底盘造口袋可有效治疗IAD，缩短治疗IAD所用护理时间，延长造口袋使用时间，减少平均留置时间和更换频次，提升家属满意度，可在临床推广。

目的:构建伤口、造口、失禁专科护士（WOCN）岗位职责指标体系。方法:通过文献回顾、半结构式访谈和对WOCN的工作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参考专家协调小组的意见，自行设计专家函询问卷。于2019年1—4月，邀请全国专业相关医生、WOCN代表、国际造口治疗师学校代表及各省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共45名资深专家进行3轮德尔菲专家咨询，构建WOCN岗位职责指标体系。结果:3轮专家咨询的积极系数分别为100.0%（45/45）、93.3%（42/45）和100.0%（42/42），专家的权威系数为（0.92±0.16）。最终构建的WOCN岗位职责指标体系包括临床实践、教育、研究、协调管理、专业促进5个一级指标，33个二级指标。结论:本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明确WOCN的岗位职责，有助于为专科护士的工作、绩效及分级等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目的:探讨直肠癌保肛术后存活5年以上患者的低位前切除综合征（LARS）发生情况，并分析其与术后恢复时间的关系。方法:本研究采用单中心回顾性横断面研究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接受直肠癌保肛根治手术；（2）病理确诊腺癌；（3）肿瘤下缘距肛缘15 cm以内；（4）术后存活且随访至少满5年（60个月）。排除标准：（1）局部切除；（2）永久性造口；（3）反复肠道感染；（4）局部复发；（5）既往直肠肛门手术史；（6）术前长期排粪障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胃肠外科2005年1月至2016年5月期间收治的160例患者入组。采用电话访谈的方式进行LARS评分问卷调查，测试症状包括排气失禁（0~7分）、稀粪失禁（0~3分）、排粪频率（0~5分）、排粪聚集（0~11分）和排粪急迫（0~16分）；各项分值相加从好到差依次分为3类：无LARS（0~20分）、轻度LARS（21~29分）和重度LARS（30~42分）。分析术后存活5年以上患者的LARS和重度LARS的患病率、术后时间与LARS评分的相关性、以及术后时间是否是重度LARS和各种LARS症状的相关危险因素。结果:160例受访者完成电话访谈，中位随访时间为97（60~193）个月。有81例（50.6%）患者存在LARS，其中34例（21.3%）为轻度LARS，47例（29.4%）为重度LARS。Spearman相关性分析未发现LARS总分与术后时间存在相关性（相关系数α=-0.016， P=0.832）。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吻合口高度（RR=0.850， P=0.022）和放疗（RR=5.760， P<0.001）是重度LARS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术后时间在本研究术后重度LARS发生风险的多因素分析模型中未显示出统计学意义（RR=1.003， P=0.598）。术后时间与LARS分级与排粪次数、排粪聚集和排粪急迫症状严重程度均无关（均 P>0.05），但术后存活10年以上的患者发生排气失禁（3/31， P=0.003）和稀便失禁（8/31， P=0.005）的比例较低。 结论:直肠癌保肛术后存活5年以上患者群体仍有较高的LARS患病率。远期重度LARS症状并未显示随时间进一步延长而缓解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