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量反应性被定义为患者在10~15 min接受500 ml晶体溶液后，每搏量（stroke volume, SV）增加10%~15%。床旁超声技术在手术室内的广泛应用使得利用超声进行容量评估成为可能。经胸超声心动图（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 TTE）检查是无创操作，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检查（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 TEE）是微创操作，TEE在围手术期可以动态、实时、连续监测容量，并且图像质量稳定良好。文章对预测容量反应性的超声指标分类（呼吸-脉搏参数、静脉呼吸变异度、舒张功能相关参数、容量反应性试验）进行综述，以期提供较为全面的认识。

目的:探讨下腔静脉变异度（inferior vena cava variability，ΔD IVC）联合股直肌萎缩分数预测有创机械通气（invasive mechanical ventilation，IMV）撤机结局的可行性分析。 方法:选取2021年1月至2021年12月江苏大学附属宜兴医院收治的IMV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达到撤机标准的患者进行2 h自主呼吸试验（spontaneous breathing trial，SBT），然后立即拔管。将拔管超过48 h且自主呼吸稳定的患者纳入撤机成功组，反之纳入撤机失败组。评价两组临床资料和各项撤机指标。分析ΔD IVC和股直肌萎缩分数的相关性、对撤机结局产生影响的因素。ΔD IVC、股直肌萎缩分数和两项联合预测撤机成功的诊断价值通过受试者工作曲线（ROC）进行分析。 结果:本研究共纳入60例IMV患者，其中38例撤机成功，22例撤机失败。两组临床资料特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股直肌横截面积随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时间延长逐渐缩小（ F值分别为3.266、3.625，均 P<0.05），首次SBT时股直肌横截面积明显低于入院第1天[撤机成功组：（2.54±0.88）cm 2vs.（3.08±0.98）cm 2；撤机失败组：（2.22±0.87）cm 2vs.（3.02±1.10）cm 2，均 P<0.05]，但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撤机成功组患者ΔD IVC和股直肌萎缩分数显著高于撤机失败组[ΔD IVC：（25.02±4.65）% vs. （20.30±3.16）%；股直肌萎缩分数：（81.89±5.09）% vs. （72.68±8.98）%，均 P<0.05]。ΔD IVC和股直肌萎缩分数呈正相关（ r=0.346， P=0.007）。ΔD IVC和股直肌萎缩分数均是影响撤机成功的重要因素（均 P<0.05）。ΔD IVC联合股直肌萎缩分数预测撤机成功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为0.880，显著高于ΔD IVC(AUC=0.791)和股直肌萎缩分数(AUC=0.826)。 结论:ΔD IVC联合股直肌萎缩分数预测IMV撤机成功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可用于指导撤机。

目的:探讨床旁经胸超声心动图(TTE)在脓毒性休克患儿容量反应性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前瞻性纳入2017年1月至2020年6月入住PICU需机械通气的脓毒性休克患儿共41例，年龄1～5岁。在完全机械通气、充分镇静镇痛、无自主呼吸情况下(潮气量8～10 mL/kg)，给予患儿容量负荷试验。容量负荷前后测量患儿的心率(HR)、平均动脉压(MAP)、中心静脉压(CVP)、射血分数(EF)等一般血流动力学指标，同时无创心输出量监测仪(NICOM)和TTE测量心脏指数(CI)、每搏量指数(SVI)、每搏量变异度(SVV)；此外，TTE测量主动脉流速时间积分变异度(ΔVTI )、下腔静脉变异度(ΔIVC)、下腔静脉膨胀指数(dIVC)。以ΔSVI NICOM≥15%定义为有容量反应性，将患儿分为有容量反应组和无容量反应组。统计分析SVV TTE、ΔVTI、ΔIVC、dIVC、ΔCVP、SVV NICOM预测容量反应性的价值。 结果:(1)有容量反应组23例，无容量反应组18例。两组患儿的一般血流动力学指标HR、MAP、CVP、EF、CI NICOM、CI TTE无统计学差异( P>0.05)。(2)有容量反应组补液后HR、MAP、CI、SVI、CVP均较补液前改善( P<0.001)，无容量反应组仅CVP在补液后明显升高，其余指标在补液后无改善( P>0.05)。(3)容量负荷前，有容量反应组的SVV TTE、ΔVTI 、ΔIVC、dIVC均较无容量反应组高( P均<0.001)；容量负荷后，有容量反应组的SVV TTE、ΔVTI 、ΔIVC、dIVC均明显减低，无容量反应组只有ΔIVC指标在容量负荷后明显减低，SVV、ΔVTI、dIVC在容量负荷前后无统计学差异。(4)ROC曲线分析提示，SVV TTE和ΔVTI的曲线下面积为0.971，以12.04%为临界值，其灵敏性0.957、特异性0.944；ΔIVC的曲线下面积0.981，以25.98%为临界值，其灵敏性0.870、特异性1.000；dIVC的曲线下面积0.980，以29.86%为临界值，其灵敏性0.870、特异性1.000；ΔCVP的曲线下面积0.778，以2.5 cmH 2O(1 cmH 2O＝0.098 kPa)为临界值，其灵敏性0.913、特异性0.556；SVV NICOM的曲线下面积0.874，以12.50%为临界值，其灵敏性0.869、特异性0.778。 结论:TTE监测的动态指标SVV、ΔVTI、ΔIVC、dIVC用于评估儿童容量反应性具有良好的准确性，其中ΔIVC和dIVC指标的准确性相对而言最高；ΔCVP预测容量反应性的价值有限。

目的:采用超声技术评估禁饮禁食时间与患儿诱导期血容量状态的关系。方法:选择2018年1至10月期间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实施择期手术患儿110例。七氟烷诱导镇静后，分别测量下腔静脉（IVC）直径最大值（呼气相，IVC max）、最小值（吸气相，IVC min）和心尖五腔心切面主动脉血流速度时间积分（VTI），并计算上述各个参数随呼吸变化的变异度；再行被动抬腿试验（PLR）重复测量和计算上述指标。对禁饮禁食时间长短与IVC变异度（IVC RVI）、主动脉VTI变异度（ΔVTI）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PLR前，IVC max、IVC min和IVC RVI分别为（0.78±0.19）、（0.43±0.15）cm和0.45±0.12；PLR后，IVC max和IVC min分别增加至（0.94±0.20）、（0.55±0.18）cm，而IVC RVI减小为0.42±0.1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5.66、10.85、3.14，均 P<0.05）。IVC max、IVC min、IVC RVI均与禁饮禁食时长无相关性（PLR前： r=0.052、0.163、0.171；PLR后： r=0.062、0.169、0.165，均 P>0.05）。PLR前，呼气相VTI（VTI max）、吸气相VTI（VTI min）和ΔVTI分别为21±5、17±4和17±8；PLR后，VTI max和VTI min分别增加至23±5、19±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3.60、10.43，均 P<0.05），而ΔVTI为17±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34， P>0.05）。回归分析发现主动脉VTI max、VTI min及ΔVTI均与禁饮禁食时长无相关性（PLR前： r=0.111、0.100、0.047；PLR后： r=0.003、0.033、0.073，均 P>0.05）。多元线性回归（回退法）分析发现，无论PLR前后，年龄和体重均是IVC RVI和ΔVTI的影响因素（IVC RVI：β=-0.441、0.515、-0.451、0.507；ΔVTI：β=-0.442、0.545、-2.422、2.850；均 P<0.05）。经年龄和体重校正后，禁饮禁食时长与IVC RVI以及ΔVTI仍无相关性（IVC RVI：β=0.177、0.160；ΔVTI：β=0.037、0.054；均 P>0.05）。 结论:患儿IVC直径和主动脉VTI随呼吸变异度与一定范围内的禁饮禁食时长无相关性，而与患儿的年龄和体重相关。

目的:探讨经胸肺部超声彗尾征及血管外肺水指数（EVLWI）对脓毒症患者预后的评估价值。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设计，入选2016年11月至2019年10月四川省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收治的60例脓毒症患者。应用脉搏指示持续心排血量（PiCCO）监测0、24、48、72 h EVLWI和肺血管通透性指数（PVPI）；同一时间点经胸肺部超声检查，计算双肺（胸骨旁、锁骨中线、腋前线到腋中线）彗尾征总数；同时测定动脉血气分析，如pH值、中心静脉-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差（Pcv-aCO 2）、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ScvO 2）、血乳酸（Lac）、氧合指数（PaO 2/FiO 2）等，对彗尾征数目与EVLWI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以28 d转归作为预后终点，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彗尾征数目、EVLWI等变量与预后结局的关系，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预测患者预后。 结果:60例脓毒症患者中男性43例，女性17例；年龄31~83岁，平均（64.3±15.5）岁；肺部感染35例，腹腔感染10例，泌尿道感染6例，皮肤软组织感染3例，肠道感染3例，脑膜炎1例，蜂窝织炎1例，多发伤1例；8例并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28 d存活40例（66.7%），死亡20例（33.3%）。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彗尾征数目与EVLWI呈显著正相关（ r＝0.944， P<0.001）。不同原发感染灶脓毒症患者彗尾征数目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H＝17.714， P<0.001），肺部感染脓毒症患者彗尾征数目〔19（13，27）条〕明显多于其他部位感染患者；并发ARDS患者的彗尾征数目显著多于未合并ARDS患者〔条：27（19，30）比15（9，24）， H＝25.387， 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EVLWI、肺部超声彗尾征数目、PVPI为脓毒症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 OR）和95%可信区间（95% CI）分别为10.772（1.161~99.851）、2.360（1.070~5.202）、2.042（1.152~3.622），均 P<0.05〕。基于肺部超声彗尾征和EVLWI构建的Logistic回归模型预测脓毒症患者28 d预后的准确率达90.0%，敏感度为90.0%，特异度为90.0%，阳性预测值为81.8%，阴性预测值为94.7%，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926±0.018，95% CI为0.912~0.975， P<0.001。 结论:脓毒症患者肺部超声彗尾征与PiCCO监测的EVLWI具有高度相关性；肺部超声彗尾征联合EVLWI可以更好地提高预测脓毒症患者28 d预后的敏感度、特异度及准确性。

目的:探讨重症超声指导间歇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IVVH）治疗心力衰竭（HF）合并急性肾损伤（AKI）患者的容量管理。方法:选择2019年4月至2022年6月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心脏重症监护病房（CCU）收治的216例行IVVH治疗的HF合并AKI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患者随机分成常规指导组（107例）和超声指导组（109例）。根据肾功能恢复情况拟每日12 h或隔日12 h行日间IVVH，常规指导组选择常规方法制定IVVH处方，超声指导组在常规指导组基础上加用重症超声技术调整IVVH治疗参数。分别于每次治疗前及治疗开始3、6、9 h应用超声记录下腔静脉（IVC）呼吸变异度（RVI）、右左心室舒张末期面积比值、舒张早期二尖瓣血流速度峰值/二尖瓣瓣环速度峰值比值（E/E'）、主动脉血流速度时间积分（VTI）、心排血量（CO）、双肺B线范围、双肾叶间动脉阻力指数（RI），根据综合结果实时调整净脱水速率。监测两组患者IVVH治疗前及首次治疗后3、7、10 d的尿量、血清肌酐（SCr）、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和血B型脑钠肽（BNP）、β 2-微球蛋白（β 2-MG）、胱抑素C（Cys C）水平，记录两组患者肾功能恢复及临床预后指标。 结果:IVVH开始时超声指导组脱水速率较慢，6 h后开始逐渐增加，总体脱水速率明显慢于常规指导组。超声指导组应用重症超声扫查显示，RVI逐渐增大，右左心室舒张末期面积比值逐渐减小，E/E'比值逐渐下降，双肺B线范围逐渐缩小，双肾叶间动脉RI明显下降。两组患者首次IVVH开始后3、7、10 d的肾功能相关指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其中超声指导组β 2-MG和Cys C在早期（3 d）的下降速度即快于常规指导组〔β 2-MG（mg/L）：3.69±1.31比3.99±1.45，Cys C（mg/L）：2.91±0.95比3.14±0.96，均 P<0.05〕，7 d时尿量、SCr和eGFR也较常规指导组明显改善〔24 h尿量（mL）：1 128.23±153.92比1 015.01±114.18，SCr（μmol/L）：145.86±32.25比155.64±28.42，eGFR（mL/min）：50.26±11.24比46.51±10.61，均 P<0.05〕。超声指导组SCr恢复时间、达多尿期时间、IVVH总治疗时间、无创机械通气时间、CCU住院时间均明显短于常规指导组，低血压发生率、需长期RRT率、28 d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CE）发生率、28 d病死率均明显低于常规指导组。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超声指导组28 d累积生存率明显高于常规指导组（Log-Rank检验：χ 2＝3.903， P＝0.048）。 结论:重症超声指导IVVH治疗HF合并AKI策略具有独特优势。

目的:分析下腔静脉呼吸变异度（inferior vena cava respiratory variation index, IVC-RVI）预测膝关节镜手术驱血引起的容量变化，为临床预测驱血所引起容量变化提供帮助。方法:选取2018年10月至2019年7月间全身麻醉下膝关节镜手术患者85例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使用驱血带进行驱血。记录所有患者驱血前IVC-RVI和驱血前后的心率、MAP、每搏输出量（stroke volume, SV）。以每搏变异度（stroke volume variability, SVV）≥15%作为评价有容量反应性的金标准，将所有患者分为有容量反应性（CR）组和无容量反应性（NCR）组。分析IVC-RVI与SVV相关性，绘制IVC-RVI预测CR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Youden指数、敏感度和特异性。结果:患者IVC-RVI与SVV呈线性正相关关系（ r=0.655， P<0.05）。IVC-RVI预测CR的AUC为0.899（95%CI=0.835~0.963, P<0.05）。IVC-RVI预测切点为17.3%，预测敏感度79.2%，特异性86.5%。 结论:全身麻醉下膝关节镜手术中，IVC-RVI可有效预测驱血所引起容量变化，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重症超声测量颈内静脉扩张指数（internal jugular vein dilation index, ΔIJV）联合被动抬腿试验（passive leg raising, PLR）预测脓毒性休克容量反应性中的价值。方法:前瞻性选取2020年1月至2021年3月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急危重病中心ICU完全机械通气情况下诊断为脓毒症休克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将给予患者在30 min内输入500 mL晶体后，将"金标准"左心室搏出量（stroke volume, SV）提高15%为容量反应性阳性组，提高不足15%为容量反应阴性组。首先给予超声测量颈内静脉呼吸周期中最大前后径IJV max、最小前后径IJV min，其次测量PLR前后的SV，最后给予快速输注500 mL晶体后再次测量SV、IJV max和IJV min，计算ΔIJV=（IJV max－IJV min）/（IJV mean）×100%。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扩容前后和PLR前后血流动力学指标；采用Spearman检验分析PLR后SV的变化率（ΔSV）和ΔIJV与"金标准"的ΔSV之间相关性，通过绘制受试者功能曲线得出敏感度、特异度及相关截断值来评估ΔIJV和PLR在预测脓毒症患者容量反应性中的价值。 结果:研究共纳入56例患者，容量反应性试验后分为两组，有反应组为32例，无反应组为24例。扩容后ΔIJV与ΔSV呈正相关性（ r=0.778， P<0.01）；以ΔIJV>17.3%为阈值，其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为0.846（95% CI: 0.716~0.977），敏感度为84.4%，特异度为83.3%。而PLR同ΔSV也呈正相关性（ r=0.698， P<0.01），取PLR后ΔSV>15.5%为阈值，其AUC是0.895（95% CI: 0.796~0.993），敏感度为96.9%，特异度为79.2%。当ΔIJV联合PLR预测容量反应性时，其AUC是0.944（95% CI: 0.862~1.00），敏感度为99.8%，特异度为87.5%。 结论:应用床旁超声测量颈内静脉呼吸扩张指数是预测脓毒症患者容量反应性的可靠性指标，当联合PLR时可以提高预测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目的:探讨多模态监测技术在神经重症患者监测治疗中的意义。方法:选取2019年3月至2020年1月福建省立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104例神经重症患者，按完全随机化方法将患者分为两组，每组52例。常规监测治疗组术后心电监测患者心率、血压、呼吸，观察意识、瞳孔变化，给予常规脱水降颅压、维持合适脑灌注压（CPP）、平衡出入量、保持气道通畅等治疗；多模态监测治疗组患者进行有创颅内压（ICP）监测、颅脑超声结构性评估、超声视神经鞘直径（ONSD）测量、经颅彩色多普勒超声（TCCD）、颈内静脉血氧饱和度监测、近红外光谱（NIRS）测量、无创脑血氧饱和度监测及量化脑电图监测，根据监测结果给予相应控制ICP、改善脑代谢治疗。比较两组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时间、神经系统并发症（继发性脑梗死、脑出血、高颅内压等）发生率、预后不良〔发病后6个月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OS）1～3分〕发生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有创ICP值与TCCD计算ICP值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有创ICP、大脑中动脉搏动指数（PI MCA）对不良预后的预测价值。 结果:多模态监测治疗组患者ICU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常规监测治疗组（d：6.27±3.81比9.61±5.09， P<0.01），神经系统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监测治疗组（9.62%比25.00%， P<0.05）。多模态监测治疗组预后良好37例、预后不良15例，常规监测治疗组分别为27例、25例，多模态监测治疗组预后不良发生率低于常规监测治疗组（28.85%比48.08%， P<0.05）。在多模态监测组中，预后良好患者有创ICP、PI MCA显著低于预后不良患者〔有创ICP（mmHg，1 mmHg＝0.133 kPa）：16（12，17）比22（20，24），PI MCA：0.90±0.33比1.39±0.58，均 P<0.01〕。而预后良好者与预后不良者大脑中动脉阻抗指数（RI MCA）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63±0.12比0.66±0.15， 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有创ICP与TCCD计算ICP值呈正相关性（ r＝0.767， P<0.001）。ROC曲线分析显示，有创ICP对不良预后预测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906，最佳截断值为有创ICP≥18 mmHg时，敏感度为86.49%，特异度为86.67%；PI MCA对不良预后预测的AUC为0.759，最佳截断值为PI MCA≥1.12时，敏感度为81.08%，特异度为60.00%。有创ICP的AUC大于PI MCA（ Z＝2.279， P＝0.023）。 结论:综合分析神经重症多模态监测指标指导临床治疗，可减少患者住院天数，降低神经重症并发症及致残率；有创ICP可预测神经重症患者预后不良。

目的:探讨床旁超声在评估感染性休克患者容量反应性中的价值。方法:选取2018年4月至2021年2月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ICU收治的102例感染性休克患者，依据患者容量负荷实验(VE)后心脏每搏量增加值(ΔSV)将患者分为有反应组和无反应组，比较两组患者VE前后各项血流动力学参数。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ΔSV与各血流动力学指标间的关系；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各血流动力学指标评估感染性休克患者容量反应性的灵敏度和特异度。结果:102例患者中有反应54例，无反应48例。VE前，有反应组下腔静脉扩张指数(ΔIVC 1)、下腔静脉呼吸变异率(ΔIVC 2)、主动脉峰值流速呼吸变异率(ΔVpeak AO)、肱动脉最大速度变异率(ΔVpeak BA)及股动脉峰值血流速度呼吸变化率(ΔVpeak CFA)均高于无反应组(均 P<0.05)，两组患者心率(HR)、平均动脉压(MAP)、中心静脉压(CVP)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VE后，有反应组HR、ΔIVC 1、ΔIVC 2、ΔVpeak AO、ΔVpeak BA及ΔVpeak CFA显著降低，MAP和CVP显著增加(均 P<0.05)；无反应组CVP显著降低( P<0.05)，其他指标未发生明显变化。VE前ΔIVC 1、ΔIVC 2、ΔVpeak AO、ΔVpeak BA及ΔVpeak CFA与ΔSV呈正相关( r＝0.589，0.647，0.697，0.621，0.766；均 P<0.05)，而CVP与ΔSV无相关性( r＝－0.345， P>0.05)。VE前ΔIVC 1、ΔIVC 2、ΔVpeak AO、ΔVpeak BA及ΔVpeak CFA预测感染性休克患者容量反应性的曲线下面积均>0.7，灵敏度和特异度均较高。 结论:床旁超声监测ΔIVC、ΔVpeak AO、ΔVpeak BA及ΔVpeak CFA均能较好地评估感染性休克患者容量反应性，可为临床液体复苏治疗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