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客交"理论源于《黄帝内经》,由温病学家吴有性在其所著《温疫论》中首次提出,初始主要用于温疫病的诊治,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拓展,使其成为指导慢性、顽固性疾病临床诊疗的重要理论."主客交"理论中的"主"指正(正气),"客"为邪(邪气),"主客交"的本质在于正虚邪客,主客胶着而持久不解,迁延不愈,形成顽症痼疾.难治性痛风为素体脾肾亏虚,久羁之湿、痰、瘀、毒等邪凝聚胶着于血脉筋骨所致,与"主客交"的病理演变高度契合.基于此,临证可运用扶正护主、祛邪逐客,分解主客、标本并治之法治疗难治性痛风,自拟泄浊通痹方,验之临床,屡屡获效.附验案1则以佐证.

消渴,其症状类似现代医学之糖尿病.从《黄帝内经》开始,中医学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消渴诊疗理论体系.明代医家孙文胤与秦昌遇均主张以上、中、下焦定位消渴病位,治疗上均重视清热生津、养阴润燥.孙文胤于《丹台玉案》中独具匠心地认为消渴主要病因为心、脾、肾三经邪火,以肾中真水亏虚作为消渴发生发展的病机关键,治疗上首重清热养阴,辨证、辨病、辨症选方用药.秦昌遇之《症因脉治》开创性地提出燥火三消、湿火三消、积热三消和精虚三消的概念并分部论述三消之脉,治疗首分外感内伤,按脏腑辨证选方用药,极具特色.

《史记·仓公列传》中详细记载了仓公所诊治的26则医案，结合出土和传世医学文献，可以共同勾勒西汉前期的医学概貌。《史记·仓公列传》中记载的医学传承，是以医书的传承为线索的，可见今本《黄帝内经》成书前的秦汉时期，确实流传着《脉经》《五色》等古医书。从藏象理论、五脏脉诊和疾病辨识3个方面分析西汉前期的医学，可知当时五脏理论已具备一定的系统性，形成了体内五脏与体表、外在环境相通的思想。在诊断疾病中，先通过脉诊审察是否为五脏疾病，再进一步辨别疾病、决断死生，也是以五脏为核心的观念的体现。对疾病的认识以经脉疾病为起点，但也存在着不能反应于脉象、需根据症状辨别的疾病。

梳理中医学对慢性鼻炎的认知与命名的发展脉络，发现以鼻塞为主要特征的病症在《黄帝内经》与《武威医简》中已见记载，但未提出病名。古代医家多数未将慢性鼻炎与急性鼻炎等病严格区分，古籍中的“鼻齆”“鼻塞”“不闻香臭”“鼻窒”“鼻塞不闻”“气息不通”等病证包含相当比例的慢性鼻炎。近代中医曾将“鼻渊”“鼻齆”“鼻塞”等中医病名与西医之慢性鼻炎对应，“鼻渊”使用较广，但因词不达意而遭淘汰。1970年代，多部教材提出将“鼻窒”用作慢性鼻炎的中医病名。1980年第4版全国中医统编教材《中医耳鼻喉科学》首次将“鼻窒”确立为规范病名。“鼻窒”病名虽然在术语定名的单义性、科学性上也存在欠缺，但通过统编教材、标准规范、临床指南等途径的大力推介，仍被中医界普遍接受。“鼻窒”的规范化过程表明，古代文献中不存在慢性鼻炎的等价中医病名。提示中西医病名对照必须进行充分的调研和论证，且即便如此，也经常徒劳无功。在阅读和利用中医古籍时，必须了解术语内涵的古今差异。

目的:回顾急性肺栓塞（APE）患者抗栓治疗后的长期随访资料，分析超声心动图对急性肺栓塞长期预后的预测价值，以及远期死亡相关的危险因素。方法:收集2010年12月至2014年11月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就诊并经CT肺动脉血管成像或肺通气灌注显像确诊的急性肺栓塞患者109例，收集患者发病48 h内经胸超声心动图（TTE）参数、临床资料。所有患者经过临床规范化抗凝、溶栓或取栓治疗，并定期进行随访，随访（7.20±1.04）年，根据随访结果分为生存组与死亡组。采用 t检验或χ2检验比较2组患者发病后48 h内的超声心动图参数、初次生化实验室指标，用Cox回归分析影响急性肺栓塞患者远期预后的危险因素。采用Kaplan-Meier法对超声心动图评价患者有右心室扩大和/或功能障碍和无右心室扩大和/或功能障碍患者进行生存分析，并绘制生存曲线，两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 结果:排除失访患者14例，其余95例纳入患者中生存者58例，死亡者37例，全因死亡率为39.0%。高龄（ HR=2.32，95% CI：1.31~4.13， P=0.004）、恶性肿瘤（ HR=6.49，95% CI：2.32~18.14， P<0.001）、右心房（RA）/左心房（LA）面积比增高（ HR=2.01，95% CI：1.16~3.48， P=0.013）、右心室扩大和/或功能障碍（ HR=5.90，95% CI：1.45~23.94， P=0.013）、Charlson合并症指数（CCI）评分增高（ HR=1.75，95% CI：1.04~2.96， P=0.035）、低血氧饱和度（ HR=1.70，95% CI：1.14~2.53， P=0.009）为急性肺栓塞患者远期死亡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右心室扩大和/或功能障碍组患者随访1、3、5和7年的累计生存率分别为92.8%、66.7%、59.4%和52.2%，无右心室扩大和/或功能障碍组患者随访1、3、5和7年的累计生存率分别为96.2%、92.3%、84.6%和84.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6）。 结论:急性肺栓塞患者远期死亡率高，早期超声心动图右心室扩大和/或功能障碍、RA/LA面积比增高、高龄、恶性肿瘤、CCI评分增高、低血氧饱和度是急性肺栓塞患者远期死亡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超声评价患者有无右心室扩大和/或功能障碍在预测肺栓塞患者远期死亡中有一定的价值，右心室扩大和/或功能障碍患者的远期死亡风险高于无右心室扩大和/或功能障碍患者。

目的:探讨早期经口喂养（early oral feeding，EOF）应用于婴儿一期肠吻合术后的价值。方法:收集2020年10月至2022年5月期间，全国51家小儿外科中心555例行一期肠吻合婴儿的病历信息，根据初始经口喂养时间是否超过48 h，分为EOF组（116例，术后48 h内经口喂养）和传统喂养（traditional oral feeding，TOF）组（439例，术后48 h后经口喂养），将两组患儿按疾病分布、吻合口部位、性别、是否微创手术、手术年龄及手术体重进行倾向性评分1∶2匹配，最终分别有109例EOF组和200例TOF组患儿成功配对，比较配对后两组患儿的并发症发生情况和术后恢复指标差异。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 结果:EOF组总体并发症及呕吐发生率高于TOF组（20.2%比11.0%， χ2=4.87， P=0.027；9.2%比2.0%， χ2=6.82， P=0.009），两组在腹胀、腹泻、血便、吻合口漏方面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因并发症而导致的暂停喂养率在EOF组和TOF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EOF组的完全静脉营养时间、静脉营养总时间及术后住院时间较TOF组显著减少[2.0（1.0，2.5）d比5.0（3.0，6.0）d， Z=-10.17， P<0.001；6（5，8）d比9（6，13）d， Z=-5.05， P<0.001；10（7，14）d比14（10，17）d， Z=-5.62， P<0.001]；两组患儿在体重变化、白蛋白变化及前白蛋白变化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婴儿一期肠吻合术后进行EOF虽增加总体及呕吐并发症发生，但不增加吻合口漏等严重并发症发生，而且可减少静脉营养使用、缩短住院时间，值得临床推广。

目的:构建老龄小鼠非清髓性单倍体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PSCT）后的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模型。方法:选用6~8周龄C57BL/6（H-2 b）雄性小鼠作为供鼠，14~16月龄CB6F1（H-2 b×d）雌性老龄鼠作为受鼠。供鼠于移植前5 d皮下注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rhG-CSF）进行造血干细胞动员；将受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CG）、脾细胞低剂量组（SL）、脾细胞中剂量组（SM）、脾细胞高剂量组（SH），每组各16只，均接受总剂量为6 Gy的直线加速器X射线全身照射（TBI），照射后4 h内经尾静脉输注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和不同剂量的脾细胞（SL组、SM组和SH组分别为0.5×10 7/只、1.0×10 7/只和2.0×10 7/只），CG组仅输注等量生理盐水。移植后观察各组受鼠的生存情况及体重变化，观察期为30 d，并定期监测小鼠血常规变化。移植后21 d取小鼠外周血检测供体嵌合率。移植后21 d取小鼠颈背部皮肤、肝脏、结肠组织行苏木精-伊红染色，分析aGVHD靶器官的组织病理学变化情况。 结果:各组小鼠均移植成功。各组小鼠TBI后体重、活动度均下降，并出现骨髓抑制现象。观察期内CG组和SL组小鼠全部存活，SM组死亡3只，生存时间为（26.0±5.8）d，SH组小鼠死亡6只，生存时间为（20.9±7.3）d。SH组小鼠体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移植后21 d体重低于CG组、SL组和SM组［分别为（25.0±0.7）、（25.5±0.4）、（25.0±1.4）比（20.8±0.8）g，均 P<0.05］。移植后21 d，与CG组、SL组和SM组相比，SH组小鼠白细胞、红细胞、血红蛋白及血小板水平降低（均 P<0.05）。SL组、SM组和SH组供体嵌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别为（95.8%±0.8%）、（95.5%±1.4%）和（95.1%±1.3%），均 P>0.05］。与CG组、SL组、SM组相比，SH组aGVHD靶器官组织结构破坏严重，大量炎性细胞浸润，且组织病理学评分高于SL组、SM组（均 P<0.05）。 结论:对于老龄CB6F1小鼠，给予直线加速器X线6 Gy TBI预处理之后，输注PBMC（1×10 7/只）、脾细胞（2.0×10 7/只）能成功诱导出非清髓性haplo-PSCT后aGVHD模型。

以考古、文献史料所见“奎宿”星图特征及别名“缺盆”为基础，分析骨盆命名“缺盆”的理由。以《秦简·日书》“奎”与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占产子”图中的“肩上”对应为前提，考证“肩骨（锁骨和肩胛骨的集合）”与“缺盆”的关系。以《黄帝内经》等相关文献为线索，阐明了“缺盆”或指颈静脉切迹的由来。以“缺盆”“天枢”二穴为例，揭示了古人常以人体部位名称移用于腧穴名称的习惯。

《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学术界多从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今本《针经》（《灵枢》）《素问》即《内经》之见，并认为《黄帝外经》散佚已久。而考察历代史志可知，随着《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渐失记载，《黄帝素问》《黄帝针经》两个系统的传承脉络日益清晰，至《清史稿·艺文志》所载书目，《素问》《灵枢》显为二书无疑。根据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周代医事制度、伊尹医药成就、医生称谓“巫”“工”“医”的时代演变等，笔者认为《黄帝内经》《黄帝外经》似只可能成于国家政权高度集中的西周，而不可能成于战乱频仍的战国。《黄帝内经》很可能是应周代“疾医”“食医”需求而撰，其传承撰著即今本《素问》，内容涵盖了大内科系统；《黄帝外经》很可能是应周代“疡医”需求而撰，其传承撰著即今本《灵枢》，内容涵盖了人体大体解剖、针灸、疮疡、按摩、导引等，与大外科系统相当。

目的:比较应用3-导心电图（electrocardiography, ECG）与脉搏血氧饱和度仪（pulse oximetry, POX）测量新生儿生后早期心率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选择2019年10月至2020年8月西安市人民医院（西安市第四医院）经剖宫产分娩的新生儿中胎龄≥37周、出生体重>1 500 g、经快速评估不需要复苏的高危新生儿共42例为研究对象。新生儿擦干后立即同时连接POX和3-导ECG，之后持续监测生后10 min内心率情况。所有操作过程及数据监测均由摄像机记录，研究完成后由专人分析视频资料。比较2种方法连接设备所用时间、获得可靠心率的时间、连接设备至获得可靠心率总时间、出生至获得可靠心率总时间、生后5 min内经设备获得可靠心率的新生儿比例以及2种设备同时测得可靠心率读数的一致性。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配对样本 χ2检验、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组内相关系数检验和Bland-Altman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连接POX与3-导ECG所用中位时间分别为13.0 s（10.0~17.0 s）与23.0 s（18.0~28.3 s）；POX与3-导ECG获得可靠心率的中位时间分别为79.5 s（56.2~128.0 s）与11.0 s（10.0~13.3 s），自连接设备至获得可靠心率总时间分别为92.0 s（71.3~139.0 s）与35.0 s（30.0~39.5 s），新生儿出生至获得可靠心率的总时间分别为110.5 s（85.8~153.5 s）与52.0 s（45.0~66.3 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值分别为-5.050、-5.646、-5.579和-5.579， P值均<0.001）。生后1 min内POX与3-导ECG检测到可靠心率的新生儿比例分别为2.4%（1/42）与69.1%（29/42）。生后60 s、90 s、120 s和150 s时3-导ECG检测到可靠心率的新生儿比例均高于POX（ P值均<0.001），生后5 min内其他时间点3-导ECG检测到可靠心率的新生儿比例亦高于POX，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生后10 min内3-导ECG与POX测得心率数值中位数分别为161次/min（147~175次/min）和160次/min（146~176次/min），Spearman相关系数为0.966（ P<0.001）。2种方法检测心率平均差为0.56次/min，95% CI为-4.3~5.4次/min，组内相关系数为0.961，一致性良好。 结论:3-导ECG在生后1 min内即可准确评估高危新生儿心率，远早于POX，复苏时可考虑应用3-导ECG持续监测新生儿心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