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描述家庭医生服务签约居民心理契约的内容，分析其构成维度。方法:在收集中央部委和山东省相关部门发布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文件(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以及山东省9个县(市、区)27份家庭医生签约协议书的基础上，于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以及2020年5—6月围绕家庭医生的口头许诺以及签约居民的需求对48名居民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按照内容分析法提取家庭医生的书面化和非书面化承诺，应用迈尔斯信度测验公式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共获得家庭医生的书面化承诺编码639条，涵盖5类责任、20项承诺，信度系数为0.88；获得非书面化承诺编码322条，在书面化承诺的基础上增加4项承诺，信度系数为0.90。经过与访谈获得的居民医疗服务需求的匹配，梳理出技术质量责任、费用管控责任、便民就医责任、沟通责任和移情责任5个方面的心理契约，并将前3个类目和后2个类目分别划为交易型和关系型心理契约，其中10项技术质量责任占比最高(41.67%)。结论:家庭医生的书面化和非书面承诺在内容和结构上存在差异；签约居民的心理契约以交易型为主，居民对家庭医生提供质量高、便捷性和经济性好的服务的期望更高。

优化药品价格管理机制，提高药品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美国药品价格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药品价格、药品费用总支出和患者自付支出均呈现增长趋势。笔者通过探究美国药品价格高企的原因发现，造成美国药品价格现状的原因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实现企业的利益目标，二是美国药品市场竞争机制受限，三是美国支付方市场议价能力相对不足，四是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不透明。因此，我国加强药品价格管理时，应在现有基本经济制度和药品管理机制的基础上构建政府与市场的协调配合机制，确立医疗保险对药品的战略购买与谈判地位，增强药品流通和交易环节的透明度，建立科学的定价体系，促进药品创新、保证药品质量。

目的 测度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交易费用并提出应对策略.方法 基于威廉姆森-张五常分析范式建立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交易费用测度矩阵;通过典型抽样法,选取青海省海西州D市医共体作为研究范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 2023年D市医共体的总交易费用为6 292 500.00元;牵头医院承担的交易费用达到6 234 300.00元,占99.07％;在牵头医院的交易费用中,专项投入最高,为5 887 100.00 元,占94.43％;298名转诊患者共产生交易费用308 400.00元,人均交易费用为1 035.05元.结论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交易费用总体较高,绝大部分由牵头医院承担;患者亦需承担相当的交易费用.应从各方充分认知交易费用的隐秘性和普遍存在性、建立节约性制度供给和建立健全补偿机制3个方面入手应对交易费用.

目的 对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的交易费用进行测量,并分析各利益主体对交易费用的评价.方法 采用典型抽样法,以河南省郑州市J区总医院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为研究范例,于2024年1月19-24日,对建设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牵头医院和成员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机构报表、受访者基本信息、各参与主体的相关费用或成本、各参与主体工作人员对交易费用的评价等.结果 2023年郑州市J区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的总交易费用为75 811 014.49元;牵头医院承担了绝大部分交易费用(98.1％);各方均认为交易费用普遍存在,但对交易费用的存在形式和分布环节的认知有显著差异(P＜0.05).结论 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的交易费用高昂,绝大部分由牵头医院承担;各方尚未清晰认知交易费用的存在形式和分布环节;应从"正视交易费用普遍存在""健全补偿激励机制"和"建立节约性制度供给路径"3个层面入手应对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的交易费用.

目的 以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的转诊治疗为线索,测量健康管理联合体交易费用.方法 基于威廉姆森-张五常分析范式建立健康管理联合体交易费用测度矩阵;通过典型抽样法,选取山东省N县健康管理联合体作为研究范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 2023年,样本县健康管理联合体的交易费用总额达到6 726 700.00元,转诊每名患者平均产生交易费用3 846.00元.交易费用主要由牵头医院承担,占比为79.45％;疾控中心次之,为10.68％.业务协调成本在交易费用中占比最多,达到47.18％.样本病种转诊患者人均交易费用为700.90元.结论 健康管理联合体总交易费用规模较大,主要由牵头医院承担,同时,患者亦需承担相当的交易费用;应对措施包括完善服务整合机制,建立节约性制度供给路径,医保、医疗协同发力.

健康管理联合体(Health Management Alliance,HMA)作为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构成已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建立,基于现实情境,归纳交易费用学理嬗变过程、辨析HMA本质特征、解构HMA交易费用并提出量化测度的模型,将HMA交易费用的应对策略归纳为"知""减""增"3个层面.目的在于有效降低高昂的交易费用,探寻节约性制度供给路径;纠正前期学界仅聚焦HMA"产出导向"视野的偏差,吸引各方对HMA交易费用的关注与思考;为我国HMA政策研究与改革实践提供新思路.

目的 为优化降压药的用药模式提供参考.方法 收集 2012 年至 2021 年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平台中的降压药相关数据,以限定日剂量(DDD)、用药频度(DDDs)、每千人每天用药消耗量(DID)、限定日费用(DDC)、使用金额排序/药品DID排序(B/A)和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描述甘肃省降压药的利用模式.结果 共覆盖省内一级医疗机构 1 356 家,二级 238 家,三级 68 家.2012 年至 2019 年甘肃省医疗机构降压药的DID和DDC均逐年增加,并在 2019 年达峰值,2019 年至 2021 年均逐年下降;累积DID占比最高的是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类降压药(39%),其次是钙离子通道阻断剂(31%).2012 年至 2021 年,各级医疗机构降压药的DID均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一级医疗机构降压药的DID占比最高但总体呈下降趋势,二级、三级医疗机构DID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甘肃省 2021 年DID累积占比前 90%的降压药共 9 种,其中,缬沙坦DID占比最高(29.34%);RAS类降压药品种最多(6 种);B/A为 0.8～1.2 的降压药有 3 种,分别为依那普利、替米沙坦和非洛地平.结论 2012 年至 2021 年甘肃省各级医疗机构降压药的用药结构和DDC基本合理,但消耗量未明显呈现向基层医疗机构下沉的趋势.

目的:探究"两票制"政策对我国药品价格和药品流通企业交易成本的影响.方法:基于DID模型,使用2016-2019 年我国城乡药品零售价格指数实证检验"两票制"对药品价格的政策效果;从药品流通企业视角出发,利用大型医药流通上市企业2013-2021 年财务数据,探究"两票制"对药品流通企业交易成本的影响;再将"两票制"、药品价格与药品流通企业纳入同一框架,进一步探究三者的关系.结果:"两票制"实施后一段时间内使药品价格显著上涨(P<0.001),影响系数为 0.087."两票制"也增加了药品流通企业交易成本(P<0.05),影响系数为0.167,其中对销售费用的影响更大(P<0.001),影响系数为0.637,结果具有稳健性.药品流通企业交易成本与药品价格呈正相关关系(P<0.001),影响系数为1.428.结论:"两票制"的实施在短期内增加了药品价格和药品流通企业交易费用,该短期冲击影响可能受到低估,影响机制是通过提高药品流通企业交易费用进而提高药品价格,其中对交易费用中的销售费用影响更大.建议在政策过渡期及时评估政策执行情况,采取多种措施保障药品价格和药品供应,药品流通企业则需做好财务风险防控.长期来看"两票制"要与其他医药政策协调配合,实现政策效果最大化.

目的 对现有门诊交费系统进行改良,并分析改良后的交费系统对患者就医流程的影响.方法 2015年5月至2016年3月,采用前瞻性、半随机对照试验、单盲的方法 ,将门诊就诊患者1094例按照交易方式的不同分为观察组(自助交易)和对照组(人工交易),每组各547例.监测记录两组交易环节(发卡、当日挂号、充值、缴费、预约挂号、预约取号、费用查询)耗时及总耗时;交易环节(发卡、当日挂号、充值、缴费、预约挂号、预约取号)日均交易量、交易率;患者的满意率.结果 观察组患者交易环节耗时及总耗时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交易环节日均交易量、交易率中,观察组患者发卡、当日挂号、预约挂号、预约取号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而两组患者充值、缴费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患者满意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自助交易比人工交易交易耗时少,患者满意率高;通过对交易量和交易率的统计,发现交易较少的功能,分析原因、制订对策并改进,以期提高自助交易使用率,提高门诊服务质量、就诊效率.

目的:从经济学角度对我国孤儿药的研发问题进行分析,为我国孤儿药的发展与政策制定提供建议.方法:利用外部性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分析我国药品企业对孤儿药研发积极性不高的原因,并针对这些原因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结果:孤儿药在我国尚缺乏认定标准,其外部经济性、众多的交易费用以及较大的研发风险都会加重药品企业的经济负担,打击企业研发和生产的积极性.结论:我国药品企业可以对孤儿药实行合作研发的策略,并发挥中医药治疗的传统优势,以减少研发成本.政府应建立并发展孤儿药的制度体系,发挥税收及医保的作用,加速审批,给予医药企业市场独占权,鼓励合作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