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小剂量阿司匹林(LDA)联合维生素D预防治疗高危子痫前期(PE)效果及对孕妇凝血指标、血栓前状态的影响.方法:选取2019年7月—2023年12月本院收治的PE高危孕妇135例,根据不同治疗分为对照组(n=45)、维生素D组(n=45)和联合组(n=45).比较3组PE发生率、凝血指标[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纤维蛋白原(FIB)和D-二聚体(D-D)]、血栓前状态[凝血酶抗凝酶复合物(TAT)、纤溶酶-抗纤溶酶复合物(PIC)、血栓调节蛋白(TM)、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抑制复合物(t-PAIC)]、子宫动脉血流动力学指标[阻力指数(RI)、搏动指数(PI)]、妊娠结局.结果:治疗后,联合组的PE发生率(11.1％)低于维生素D组(31.1％)和对照组(33.3％),APTT(30.34±2.00s)、PT(12.45±2.63s)均高于维生素 D 组(23.05±2.56s、9.46±2.07s)和对照组(22.98±3.18s、8.83±1.89s),FIB(3.24±1.03 g/L)、D-D(1.34±0.35 mg/L)低于维生素 D 组(4.57±1.47 g/L、2.53±0.42 mg/L)和对照组(5.25±1.36 g/L、3.38±0.60 mg/L),TAT(9.81±1.89 ng/ml)、PIC(1.35±0.46 μg/ml)均低于维生素 D组(13.42±2.16 ng/ml、1.66±0.58 μg/ml)和对照组(14.15±2.30 ng/ml、1.72±0.53 μg/ml),RI、PI 均低于维生素 D组和对照组,剖宫产率(33.3％)和低体重儿发生率(2.3％)低于维生素D组(55.6％、15.6％)和对照组(62.2％、17.8％)(P＜0.05).结论:采用LDA联合维生素D治疗PE高危孕妇可显著改善凝血功能、血栓前状态以及子宫动脉血流动力学,进而有效预防PE的发生并改善母婴结局.

目的 探讨新型凝血、纤溶标志物对脓毒症性凝血病(SIC)的诊断及预后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7月至2023年3月该院收治的153例脓毒症患者资料,根据2017年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ISTH)发布的SIC诊断标准,将患者分为SIC组(n=55)和普通脓毒症组(SA组,n=98).收集患者基本资料、随访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脓毒症患者发生SIC的影响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相关指标对脓毒症患者发生SIC的预测效能,纳入2023年4-7月的66例脓毒症患者进行验证,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患者生存情况.结果 两组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APACHEⅡ)评分、序贯性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凝血酶原时间(PT)、PLT、D-二聚体(D-D)、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Ⅲ(AT-Ⅲ)、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纤溶酶原激活抑制物-1复合物(t-PAIC)、血栓调节蛋白(TM)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PT、PLT、D-D、t-PAIC、TM是脓毒症患者发生SIC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PT、PLT、D-D、t-PAIC、TM联合检测可提高预测效能[曲线下面积(AUC)=0.914],该模型拟合良好(x2=12.593,P=0.127);验证组显示其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AUC=0.888),该模型拟合良好(x2=7.996,P=0.333).t-PAIC<19.27μg/mL组比t-PAIC≥19.27μg/mL组、TM<16.11 TU/mL组比TM≥16.11 TU/mL组的中位OS时间更长(P<0.05).结论 基于影响因素构建的模型对脓毒症患者发生SIC有较好的预测效能,t-PAIC、TM对脓毒症患者发生SIC的预后判断具有较高的价值.

目的:建立一种预测创伤性下肢骨折后深静脉血栓形成（DVT）风险的指标模型。方法:对2019年5月至12月北京积水潭医院的424例创伤性下肢骨折患者进行巢式病例对照研究。创伤性下肢骨折患者的年龄≥18岁；下肢骨折包括髋部骨折、股骨干骨折、股骨远端骨折、髌骨骨折、胫骨平台骨折、胫腓骨骨干骨折、踝关节骨折和足部骨折。创伤患者在术前行静脉造影检查，424例创伤性下肢骨折患者中，56例在术前诊断为DVT；在非DVT患者中挑选与DVT患者年龄、性别、骨折部位相匹配的对照。检测指标包括常规凝血试验和血栓分子标志物，如D-二聚体、纤溶酶-ɑ2-抗纤溶酶复合物（PIC）、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纤溶酶原激活剂抑制物复合物（tPAIC）等，并计算Caprini评分。将DVT患者和非DVT患者的指标进行单因素分析，再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创伤后DVT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评估各指标预测创伤后DVT风险的效能。结果:创伤性下肢骨折后发生DVT患者的tPAIC水平和Caprini评分明显大于非DVT患者（ P值分别为0.036和0.016）。D-二聚体、PIC、Caprini评分是创伤性下肢骨折后术前DVT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利用上述3个独立危险因素计算新指标：预测因子 = 0.098×D-二聚体（mg/l FEU）+（-0.564）×PIC（μg/ml）+0.233×Caprini评分。预测因子的ROC曲线下面积最大为0.721。 结论:预测因子，由D-二聚体、PIC和Caprini评分计算而得，可较综合地涵盖创伤性下肢骨折后发生DVT患者和未发生DVT患者之间各类危险因素的变化，能较好地预测创伤性下肢骨折后DVT风险。

目的:对比吲哚布芬与阿司匹林预防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1年桥血管再狭窄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选取2016年12月—2018年12月北京安贞医院收治的152例接受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治疗的患者，根据术后抗血小板方案分为吲哚布芬组及阿司匹林组。吲哚布芬组患者术后接受吲哚布芬及氯吡格雷治疗，阿司匹林组患者术后接受阿司匹林及氯吡格雷治疗。收集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基本临床资料。术后随访1年，比较两组患者术后1年大隐静脉桥血管及乳内动脉桥血管再狭窄的发生情况、心脏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两组患者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前及术后1年凝血指标纤维蛋白原（FIB）、D-二聚体（D-D）、血清血栓调节蛋白（TM）及凝血酶激活纤溶抑制物（TAFI）水平。结果:吲哚布芬组76例，男性57例（75.0%），年龄（60.3±6.6）岁；阿司匹林组76例，男性62例（81.6%），年龄（59.7±7.2）岁，两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随访期间失访3例，吲哚布芬组完成随访的有74例，阿司匹林组75例。吲哚布芬组共移植268条桥血管，阿司匹林组共移植272条。术后1年，吲哚布芬组大隐静脉桥血管及乳内动脉桥血管通畅率分别为94.5%（189/200）和97.1%（66/68），阿司匹林组大隐静脉桥血管及乳内动脉桥血管通畅率分别为91.3%（189/207）和96.9%（63/65）；两组大隐静脉桥血管及乳内动脉桥血管通畅率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282、0.345， P>0.05）。吲哚布芬组和阿司匹林组心脏不良事件总发生率分别为5.4%（4/74）和6.7%（5/7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26， P>0.05）。吲哚布芬组术后1年胃肠道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4.1%（3/74），低于阿司匹林组的13.3%（10/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4.547， P<0.05）。两组患者FIB、D-D、TM及TAFI水平均低于术前（ P<0.05），术前及术后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吲哚布芬与氯吡格雷联用预防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1年桥血管再狭窄的疗效与阿司匹林与氯吡格雷联用基本相当，且吲哚布芬引起的胃肠道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对较低，安全性可能更高。

目的:探讨无隧道和涤纶套的透析导管（简称为非隧道式导管）不同容积肝素盐水封管对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患者凝血功能影响。方法: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方法，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3月至2022年12月选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重症医学科行CRRT过程中需要封管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100%管腔容积的肝素溶液封管，试验组采用80%管腔容积的肝素溶液封管，对比2组患者凝血功能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原时间（PT）、凝血酶原活动度（PTA）、纤维蛋白原（Fbg）、血红蛋白、血小板及封管不良预后事件（主要包括堵管、出血、出血倾向）。结果:最终121例患者入选，试验组59例，对照组62例。对照组男39例，女23例，年龄（66.6 ± 18.2）岁；试验组男29例，女30例，年龄（65.2 ± 17.5）岁。封管后，试验组APTT、PT分别为（41.2 ± 7.6）、（14.0 ± 0.8）s，低于对照组的（48.1 ± 14.7）、（16.2 ± 4.0）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32、4.08，均 P<0.05）；试验组PTA、血红蛋白、血小板分别为（77.9 ± 12.5）s、（90.3 ± 10.1）g/L、（151.3 ± 89.4）×10 9/L，高于对照组的（65.3 ± 17.2）s、（85.2 ± 5.2）g/L、（110.0 ± 21.6）×10 9/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59、-5.03、-5.59，均 P<0.05）；试验组出血发生率为1.7%（1/59），低于对照组的12.9%（8/6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0.12， P<0.05）。 结论:80%管腔容量肝素溶液封管改善凝血功能，降低出血风险，且不增加导管堵塞发生率。

目的:探讨血浆置换(TPE)联合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CVVH)对儿童严重脓毒症并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的治疗价值。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纳入2019年2月至2023年2月安阳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严重脓毒症并MODS患儿7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儿分为联合组与CVVH组(各35例)。CVVH组采用CVVH治疗，联合组采用TPE联合CVVH治疗。观察2组抗生素使用时间，并采用 t检验进行比较。对2组治疗前及治疗48 h、72 h的凝血酶原时间(PT)、凝血酶时间(TT)、部分凝血酶原时间(APTT)、纤维蛋白原(FIB)以及血清白细胞介素(IL)-1β、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Toll样受体4(TLR4)、可溶性受体(sFLT)水平进行分析，多时点整体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LSD- t检验。记录2组患儿28 d生存率，并采用 χ2检验进行比较。 结果:联合组治疗48 h及72 h的PT、TT、APTT均低于CVVH组(均 P<0.05)。联合组治疗48 h、72 h的FIB分别为(2.15±0.42) g/L、(2.89±0.27) g/L，高于CVVH组的(1.84±0.31) g/L、(2.49±0.20) g/L(均 P<0.05)。联合组抗生素使用时间为(11.33±1.16) d，短于CVVH组的(13.54±1.92) d( t＝5.828， P<0.05)。联合组治疗48 h及72 h的血清IL-1β、IL-6、TNF-α水平均低于CVVH组(均 P<0.05)。联合组治疗48 h及72 h的血清HMGB1、TLR4、sFLT水平均低于CVVH组(均 P<0.05)。联合组28 d存活率为94.29%，高于CVVH组的77.14%( χ2＝4.200， P＝0.040)。 结论:TPE联合CVVH能改善严重脓毒症并MODS患儿的凝血功能、炎症因子水平，其可能通过调节HMGB1、TLR4、sFLT水平达到治疗目的，改善短期预后。

目的:探讨血浆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TAT）水平在脓毒症性心肌病患者中的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解放军联勤保障第九〇八医院重症医学科自2020年1月至2022年3月期间收治的107例脓毒症患者，根据入科时心脏超声显示射血分数是否<50%分为普通脓毒症组（ n=79）和脓毒症性心肌病组（ n=28），比较两组患者入科2 h内的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APACHE Ⅱ）、乳酸水平、血常规、肝肾功能、心肌钙蛋白I、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常规凝血指标和凝血分子标志物［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纤溶酶原激活剂抑制剂-1复合物（t-PAIC）、血栓调节蛋白（TM）、TAT、纤溶酶-α 2抗纤溶酶复合物（PIC）］，用Logistic回归分析脓毒症性心肌病的危险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危险因素对脓毒症性心肌病的诊断界值，并用Kaplan-Meier法分析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对脓毒症患者28 d生存率的影响。 结果:与普通脓毒症组入科时的心肌钙蛋白I［0.02（0.01，0.09）ng/ml］、NT-proBNP［1 118.09（333.25，2 687.00）pg/ml］、乳酸［1.35（0.90，2.60）mmol/L］、TAT［6.50（3.94，12.14）ng/ml］、PIC［1.256（0.668，2.045）μg/ml］及t-PAIC［10.50（6.70，21.30）ng/ml］比较，脓毒症性心肌病组入科时的心肌钙蛋白I［0.75（0.01，6.02）ng/ml］、NT-proBNP［12 125.14（4 185.89，33 611.62）pg/ml］、乳酸［2.35（1.43，4.34）mmol/L］、TAT［19.85（9.08，45.78）ng/ml］、PIC［2.115（0.878，4.114）μg/ml］及t-PAIC［22.03（15.61，33.20）ng/ml］水平均升高（ P<0.05）。Logistic回归显示NT-proBNP阳性和TAT水平升高是脓毒症性心肌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浆TAT水平预测脓毒症性心肌病的曲线下面积为0.78；取血浆TAT水平界值为8.26 ng/ml时，其敏感度和特异度依次为0.82和0.63。K-M分析结果显示针对TAT>8.26 ng/ml的脓毒症患者，接受低分子肝素抗凝者28 d生存率是未抗凝者的8.6倍。 结论:血浆TAT水平升高是脓毒症性心肌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TAT>8.26 ng/ml的脓毒症患者接受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可能改善预后。

目的:探讨儿童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D ＋HUS)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结果、预后及治疗。 方法:分析2001年1月至201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儿科收治的36例D ＋HUS患儿的临床资料，比较治疗前后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体液免疫和尿液等实验室检查结果。 结果:经治疗，患儿血白细胞计数[(9.28±6.77)×10 9/L比(11.20±5.93)×10 9/L]、C-反应蛋白[7.15(3.34，29.33) mg/L比31.83(25.03，39.75) mg/L]、网织红细胞计数[(112.49±76.25)×10 9/L比(206.49±147.99)×10 9/L]、红细胞沉降率[15.02(11.79，22.83) mm/1 h比28.06(24.13，40.52) mm/1 h]、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50.04(41.92，60.11)U/L比62.61(54.58，83.52) U/L]、丙氨酸转氨酶[16.72(11.80，24.74) U/L比24.54(20.30，34.36) U/L]、尿酸[(532.84±309.06) μmol/L比(606.64±327.23) μmol/L]、血肌酐[160.07(124.87，221.18) μmol/L比200.56(160.62，283.01) μmol/L]、血尿素氮[20.74(15.77，28.40) mmol/L比33.67(25.91，45.84) mmol/L]、乳酸脱氢酶[488.21(337.59，692.82) U/L比1 520.68(734.24，2 272.10) U/L]、凝血酶原时间[(12.14±5.89) s比(17.91±6.12) s]、活化部分凝血酶时间[(25.05±6.26) s比(32.38±5.49) s]、纤维蛋白原[(3.79±2.17) g/L比(5.17±3.88) g/L]、D-二聚体[0.92(0.30，1.13) mg/L比1.27(1.01，1.90) mg/L]、24 h尿蛋白定量[(84.05±44.19) mg/(kg·24 h)比(112.18±78.26) mg/(kg·24 h)]、尿沉渣[175.73(79.72，258.66)×10 7/L比160.38(118.68，361.83)×10 7/L]、尿N-乙酰-β-D-葡萄糖苷酶[25.10(18.84，33.02) U/(g·cr)比41.57(29.49，58.61) U/(g·cr)]和尿视黄醇结合蛋白[0.35(0.18，1.33) mg/L比1.05(0.66，1.68) mg/L]水平均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有意义(均 P<0.05)；红细胞计数[(4.51±1.73)×10 9/L比(2.43±1.40)×10 9/L]、血小板[(126.82±78.35)×10 9/L比(85.21±69.38)×10 9/L]、血红蛋白[(118.46±18.27) g/L比(62.36±16.11) g/L]和补体C 3[(0.74±0.39) g/L比(0.58±0.27) g/L]水平均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有意义(均 P<0.05)。儿童D ＋HUS表现为多系统损伤，36例患儿中，发热17例(47.22%)；腹痛、腹泻31例(86.11%)，恶心、呕吐29例(80.56%)；头痛、头晕8例(22.22%)；蛋白尿、血尿36例(100.00%)，肾功能不全34例(94.44%)；皮肤巩膜黄染21例(58.33%)。肾脏病理主要表现为系膜增殖，内皮细胞增殖、肿胀和肾小管刷状缘脱落等，骨髓穿刺示骨髓增生活跃。肾脏B超示86.67%存在双肾肾损伤。 结论:儿童D ＋HUS表现为多系统损伤，消化系统异常是儿童D ＋HUS的最主要诱发因素，且病情凶险，早诊断和积极治疗可改善预后。

近年来接受心血管手术的人数呈逐年增长趋势，2021年全国心血管外科手术量近28万例，比2020年增加了25% [1]。心血管手术术式复杂、术前抗凝和/或抗血小板等调节出凝血药物的使用及体外循环的影响(血液稀释、凝血因子消耗、血小板损伤、纤溶亢进、肝素的不完全逆转及肝素反弹等) [2]，可能是围术期大量失血和凝血功能障碍的主要因素。目前，围术期出凝血管理仍是一个挑战，麻醉医生对于围术期出凝血监测，需要迎难而上，即时准确地找出围术期出凝血功能障碍的原因，为患者平稳麻醉提供保障。而传统凝血功能检查耗费时间长，仅反映凝血过程的某个阶段，无法准确判断异常出血原因，以及影响凝血功能障碍的具体阶段和因子成分，且围术期出凝血是动态过程，未及时判断原因可能导致延迟或不适当的治疗。即时凝血检测(又称床旁凝血检测)可部分弥补传统凝血功能检查的局限性，快速识别凝血功能障碍，并实施有的放矢的靶向治疗。本文就即时凝血检测用于心血管手术的研究进展予以综述，以期为心血管手术患者围术期出凝血管理提供参考。

目的:对110例急性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溶栓患者的临床特征、危险分层、溶栓治疗效果及预后进行临床分析，旨在提高临床诊治水平。方法:回顾性收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2009年5月至2019年3月收治的110例肺栓塞溶栓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性别、症状体征、血压、血气分析、出凝血、影像学）。纳入标准：符合高危、中高危诊断标准，患者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中低危及低危组，患者临床资料不完整。依据入院时危险分层、出院时预后分组，采用χ 2检验、 t检验或非参数检验，分析临床特征、血气分析、出凝血、出血并发症的组间差异，分析溶栓后影像学变化情况。 结果:110例患者中，男性49例，女性61例，年龄（65±16）岁。高危组12例，中高危组98例，高危组呼吸频率更快，血压、溶栓前PO 2、SaO 2更低（ P<0.05）。109例患者予静脉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recombinant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rtPA）溶栓治疗，70例采用50 mg，39例采用100 mg。1例因阴道活动性出血，直接介入局部溶栓；另有5例行介入治疗，为溶栓后症状缓解不佳，行补救性介入治疗。存活102例，死亡8例（7.3%），其中高危组死亡3例（25.0%），中高危组死亡5例（5.1%）；死亡组年龄高于存活组，心率、呼吸更快，溶栓前PO 2、溶栓后PCO 2更低。共发生22例溶栓相关出血，18例为轻微出血，4例为中重度出血，分别是脑出血、腹腔出血、消化道出血、阴道出血。rtPA 50 mg组出血13例/70例，rtPA100 mg组出血9例/39例，低剂量组出血比例显著较低（ P<0.05）。 结论:溶栓治疗是急性高危PE的重要治疗方法，对于中高危PE溶栓疗效确定，中重度出血发生率低，安全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