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研究恶性肿瘤患者心血管危险因素控制情况与全因死亡、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相关死亡以及肿瘤相关死亡的关系。方法:本研究回顾性纳入2006—2020年期间开滦队列中首次诊断为恶性肿瘤且基线无ASCVD病史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共2 079例，利用患者确诊恶性肿瘤后最近一次健康体检的数据，根据患者血压、空腹血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超敏C反应蛋白的达标情况，将患者分为3组：危险因素达标≤1项（407例）、达标任意2项（865例）、达标≥3项（807例）。采用多因素Cox风险比例回归模型分析危险因素达标数量与全因死亡、ASCVD相关死亡以及肿瘤相关死亡的关系。结果:2 079例恶性肿瘤患者的年龄为（60.4±10.4）岁，男性占71.2%（1 480例），随访时间［ M（ Q1， Q3）］为2.95（1.38，5.12）年。随访期内共出现600例全因死亡，63例ASCVD相关死亡，314例肿瘤相关死亡事件。校正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吸烟、饮酒、食盐摄入、体育锻炼、体质指数、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心血管疾病家族史和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以及抗肿瘤药物使用情况后，与危险因素达标≤1项的患者相比，达标数量≥3项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ASCVD死亡风险、肿瘤相关死亡风险均降低， HR（95% CI）值分别为0.68（0.54~0.86）、0.35（0.16~0.77）、0.60（0.43~0.82），均 P<0.05。趋势性检验结果显示，随着危险因素达标数量增加，肿瘤患者的全因死亡、ASCVD相关死亡以及肿瘤相关死亡风险均呈现下降趋势（均 P趋势<0.01）。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在≥60岁、男性、呼吸系统以及生殖系统恶性肿瘤患者中危险因素达标数量与ASCVD死亡、肿瘤相关死亡以及全因死亡相关（均 P<0.05）。 结论:心血管危险因素控制数量越多，肿瘤患者的全因死亡、ASCVD相关死亡以及肿瘤相关死亡结局的改善越好，且老年、男性、呼吸系统以及生殖系统恶性肿瘤患者改善更为明显。

目的:研究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治疗(CAR-T)后出现严重并发症的重症患儿的临床特征、治疗经过以及预后，为其提供及时干预指导方向。方法:将2015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期间，在我院接受CAR-T治疗后出现较为严重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或免疫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需要转入PICU进一步治疗的重症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临床经过和多项实验室检查资料进行系统性回顾分析。结果:17例患儿接受CAR-T治疗后出现CRS反应进入PICU，临床症状以呼吸窘迫(13例)和循环障碍(10例)最为常见，其中7例合并有重度ICANS。输注CAR-T细胞后，血清干扰素-γ(IFN-γ)以及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升高显著，在第(5.1±1.6)天达到峰值，发生重度CRS的患儿血清IFN-γ以及IL-6水平明显高于轻度CRS患儿( P均<0.05)。输注CAR-T细胞后，高肿瘤负荷患儿血清中IL-6水平明显高于低肿瘤负荷患儿( P<0.05)。出现血清TNF-α水平升高的患儿病死率更高(5/5比3/11， P<0.05)。发生严重CRS反应的患儿更易发生4级ICANS(4/4比0/3， P<0.05)。氧合指数(P/F值)<200 mmHg(1 mmHg＝0.133 kPa)的患儿病死率更高(5/5比2/12， P<0.05)，死亡组患儿的血管活性药物评分[ M( Min， Max)]明显高于生存组患儿[29.5(14.0，50.0)比1.5(0，25.0)， Z＝8.000， P＝0.027]。 结论:血清IL-6和INF-γ是引起CRS的重要原因，高肿瘤负荷是引起血清高炎症因子水平的因素之一，呼吸系统及循环系统是最常受累的系统，对这两个系统的评估指标可以帮助判断患儿预后。

目的:探讨肺表面活性物质微创给药(LISA)技术与传统的气管插管-使用肺表面活性物质(PS)-拔管(INSURE)技术治疗早产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NRDS)的临床治疗效果和预后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2019年3月至2021年2月收治的187例NRDS早产儿(胎龄24~31 +6周，且出生体重<1 500 g)住院期间及出院后矫正年龄1岁内的随访资料，使用LISA注入PS的纳入LISA组，使用INSURE注入PS的纳入INSURE组，其中LISA组144例，INSURE组43例。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对组间混杂因素进行矫正，获得组间协变量均衡样本(2组各39例)。采用 t检验、 χ2检验等统计分析方法比较2组患儿临床治疗效果及体格发育、听力和视力发育、神经系统发育、呼吸系统疾病等预后情况。 结果:1.与INSURE组相比，LISA组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12例(33.3%)比23例(63.9%)]和视网膜病变(ROP)[13例(36.1%)比26例(72.2%)]发生率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6.727， P＝0.009； χ2＝9.455， P＝0.002)。轻度BPD [8例(22.2%)比16例(44.4%)]和Ⅰ~Ⅱ期ROP[11例(30.6%)比22例(61.1%)]发生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4.000， P＝0.046； χ2＝6.769， P＝0.009)，而中重度BPD和≥Ⅲ期ROP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两组患儿住院期间PS重复使用、72 h内机械通气率、气胸/肺出血、Ⅲ~Ⅳ度脑室周围-脑室内出血/脑白质软化、Ⅱ~Ⅲ期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败血症、异常振幅整合脑电图、矫正胎龄36周病死率、总吸氧时长、住院时长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3.出院后矫正年龄1岁内随访：宫外体质量、身长和头围发育、视力发育、听力发育、矫正胎龄40周新生儿行为神经评分、矫正月龄6个月及矫正年龄1岁时Bayley婴幼儿发育量表评分、肺炎、呼吸道疾病再住院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对胎龄24~31 +6周且出生体重<1 500 g早产NRDS患儿进行治疗，采用LISA技术PS给药能够降低轻度BPD和Ⅰ~Ⅱ期ROP发生率，无增加其他并发症风险，2种技术远期预后效果相当。

脊髓性肌萎缩症(spinal muscular atrophy，SMA)本文特指5q-SMA，属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临床特征为脊髓前角α运动神经元退行性病变和神经肌肉接头发育异常导致的肌无力和肌萎缩。SMA常累及呼吸系统，引起呼吸系统病理生理改变，导致低通气、咳嗽减弱、痰液堵塞等一系列呼吸问题。呼吸衰竭是SMA患儿最常见的致死原因。近年来，随着国内外SMA多学科管理专家共识的相继发表和新药上市，SMA呼吸管理策略将会转变。本共识由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及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儿童呼吸学组组织我国相关领域的专家，总结国内外指南/共识和相关临床研究，结合中国人群实际临床情况，最终达成共识，以促进SMA患儿规范呼吸管理。

重度肺气肿由于肺过度充气，导致缺氧症状甚至呼吸衰竭，是不可逆转的进行性发展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药物治疗效果差。经过不断探索，外科肺减容术和经支气管镜肺减容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经支气管镜活瓣置入肺减容术是目前唯一可逆的、并达到临床应用证据水平的内科肺减容术，具有与外科肺减容术相同的获益，但侵入性更小、并发症和病死率更低，已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指南、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推荐作为重度肺气肿患者的一种治疗选择。支气管内活瓣可致靶肺叶不张，降低肺过度充气，最终改善患者肺功能和临床症状。手术的成功取决于精准的患者选择、靶肺叶确定以及靶肺叶和临近肺叶间无侧支通气。现已证明，无论异质型或均质型肺气肿均可获益，对术后并发症的预知和积极管理可最大程度减少手术相关风险。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以不可逆性气流持续性受限为主的呼吸系统疾病，其病因可能是多种环境因素与机体自身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发病机制与炎症、蛋白酶/抗蛋白酶失衡及氧化应激相关。铁死亡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铁依赖的脂质氢过氧化物累积所致的细胞死亡，目前有研究表明铁死亡调控机制与COPD发生发展相关。本文通过对铁死亡调控机制及其与COPD的研究进展进行简要综述，为未来临床基于铁死亡研发COPD治疗药物提供新发现。

目的:分析国内中药新药品种申报批准现状，为中药新药开发提供参考。方法:检索咸达数据库2016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的药品注册数据，对此阶段中药新药批准和申报信息进行系统整理，从申请品种数量、注册分类、治疗领域、处方来源、剂型分布、研发周期、临床研究及对照药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2016－2022年申报品种265个，申报以1.1类（原6类）复方制剂最多，剂型以载药量大的颗粒剂、胶囊剂、片剂为主，治疗领域集中在呼吸、精神神经类、消化及心脑血管疾病等。2016－2022年批准的中药新药品种共29个，其中2021－2022年19个，注册分类以1.1类为主，治疗领域主要为呼吸系统、妇科和精神神经疾病等；处方药味数多为6～15味，用药以甘草、麻黄、黄芩、半夏、茯苓、石膏为主；剂型以颗粒剂、胶囊剂、片剂等常规口服剂型为主；临床试验主要开展Ⅱ期、Ⅲ期；研发周期约10～20年；处方来源以临床经验方、医院制剂为常见。结论:我国已逐渐建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中药新药开发生态系统，有助于开发出更多优质中药。

目的:回顾性分析脓毒性休克患儿的早期临床特点及其预后相关危险因素。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18年11月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PICU收治的56例脓毒性休克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28 d预后情况，分为死亡组和存活组；根据患儿入PICU 24 h内最低小儿危重病例评分(PCIS)，分为非危重组(>80分)、危重组(70～80分)及极危重组(<70分)，分析比较各组患儿早期的临床特点。结果:56例脓毒性休克患儿，平均年龄12.0(1.0，180.0)个月；原发病以呼吸系统感染(60.7%，34/56)为主，病原学以细菌(71.4%，40/56)为主。死亡21例，存活35例，总病死率37.5%；非危重组、危重组和极危重组病死率分别为12.5%(2/16)、16.7%(1/6)、52.9%(18/34)。死亡组与存活组患儿的年龄、性别、PICU住院时间、心率、1 h及24 h平均动脉压、是否使用机械通气及机械通气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死亡组患儿的PCIS明显低于存活组，6 h及24 h血管活性药物评分(VIS)明显高于存活组，初始乳酸水平明显高于存活组，1 h、6 h及24 h内入液量明显高于存活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极危重组患儿的6 h入液量与非危重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单因素分析显示，PCIS、VIS 6 h、VIS 24 h、初始乳酸水平及24 h乳酸清除率、降钙素原、射血分数、6 h入液量水平及合并多器官功能障碍(MODS)与患儿死亡有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PCIS、6 h入液量水平、早期乳酸水平及合并MODS是脓毒性休克患儿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显示，6 h液体入量、PCIS、初始乳酸及MODS预测脓毒性休克患儿死亡的曲线下面积分别是0.947、0.835、0.797、0.761。 结论:脓毒性休克患儿病死率高，PCIS评分、6 h内复苏液量、早期乳酸水平及合并MODS是患儿死亡的危险因素。

目的:分析院际转运在危重症儿童中的应用现状，探讨如何进一步优化危重症儿童院际转运系统建设。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2月至2020年12月深圳市儿童医院儿童疾病转运中心通过院际转运收治PICU的296例危重症患儿的临床资料。结果:296例院际转运危重症患儿主要来自深圳地区及深圳周边地区共74家医院，辐射半径2.5~365 km，其中164例(55.4%)转运半径为50~200 km，117例(39.5%)转运半径为50 km以内，15例(5.1%)转运半径>200 km。转运患儿中男186例(62.8%)，女110例(37.2%)。年龄范围1月龄~16岁(中位数1岁10个月)。所有转运危重症患儿中需要呼吸机辅助通气152例(51.4%)，转运途中发生不良事件4例(1.4%)。需紧急处理的：需吸痰18例(6.1%)，球囊通气1例(0.3%)，镇静药止痉4例(1.4%)，无一例患儿在转运途中死亡。转运病种呈多样化，其中意外伤害103例(34.8%)，呼吸系统疾病60例(20.3%)，神经系统疾病52例(17.6%)，心血管系统疾病24例(8.1%)，感染致多脏器功能障碍20例(6.8%)，消化系统疾病(含外科疾病)15例(5.1%)，传染性疾病11例(3.7%)，血液系统疾病5例(1.7%)，内分泌及免疫系统疾病各3例(1.0%)。296例危重症患儿均经过我院急诊科绿色通道收入PICU住院治疗，住院后经手术治疗39例(13.2%)，主要为颅脑手术29例(9.8%)，2例(0.7%)接受体外膜肺氧合治疗。住院天数1~246 d(中位数12 d)，243例(82.1%)治愈或好转出院，27例(9.1%)放弃治疗或转院，26例(8.8%)死亡。结论:危重症儿童院际转运系统在三甲医院尤其是儿科专科三甲医院的建立，有助于解决周边大部分综合性医院儿科医疗设备不齐全和医疗水平受限的问题，有利于更迅速、更积极有效地救治危重症患儿，而持续推广和优化院际转运系统对实现三级诊疗阶梯建设、保障儿童健康和生存质量极其重要。

于2019年4—11月，对上海市虹口区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调研，以专题小组访谈方式采集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慢性病管理实施方案及发展困境。根据调研结果，社区慢性病管理主要分为“成长期”（典型代表是高血压和糖尿病）和“引入期”（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老年痴呆、骨质疏松）两类。“成长期”慢性病管理，主要面临患者拒访或不配合、患者失访、质量控制不完善、质量控制指标难以达到、共病患者管理重复、信息共享不充分、多个考核方考核指标差异引发管理争议等困难；“引入期”慢性病管理，主要面临患者知晓率差、患者失访、诊断困难、用药不规范、信息共享不充分、缺乏管理方案、资源投入不足、社区药品种类少等困难。因此，社区需在注重积累慢性病管理经验的同时，及时进行提炼、总结和归纳，形成有效的方案用于指导对新增病种的管理；社区慢性病管理需要在社区居民动员、加速信息化网络建设、多中心协作研究等方面进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