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比较分析以急性、慢性肝损伤模式起病的自身免疫性肝炎(AIH)患者临床特征,并观察临床治疗方案的效果差异.方法 选取2020年1月—2022年1月信阳市中心医院收治的AIH患者98例,按照临床诊断分为急性起病组(n=46)和慢性起病组(n=52),分析两组临床资料,给予糖皮质激素治疗后对比两组的疗效.结果 经分析,急性起病组和慢性起病组的首发症状中,黄疸在急性起病组中更常见,占比21.7％,高于慢性起病组的7.7％(P＜0.05);而慢性起病组首发无症状者占比28.8％,高于急性起病组10.9％(P＜0.05);炎症表现中,急性起病组中肝小叶炎症占比为56.5％,高于慢性起病组的34.6％(P＜0.05),而门静脉炎占比仅为17.4％,低于慢性起病组55.8％(P＜0.05);慢性起病组纤维化比例为82.7％,相对于急性起病组65.2％更高(P＜0.05);生化指标上看,慢性起病组AST值为(169.9±10.4)U/L,低于急性起病组[(206.5±13.5)U/L,P＜0.05],慢性起病组ALT水平为(196.7±11.4)U/L,低于急性起病组[(279.8±14.7)U/L,P＜0.05],慢性起病组 IgG 水平为(1807.8±122.7),较急性起病组更高[(1648.8±110.9),P＜0.05].治疗6个月后,急性起病组ALT水平(20.1±2.0)U/L,低于慢性起病组[(24.7±1.9)U/L,P＜0.05],IgG水平为(941.5±90.1),低于慢性起病组[(1122.7±100.2),P＜0.05].急性起病组的总有效率为95.7％,较慢性起病组的82.7％更高(P＜0.05).结论 不同的炎症导致的起病急缓不同,而起病急缓的首发症状和生化指标也存在一定差异,急性起病的患者应用标准治疗方案的疗效较慢性起病更显著,在临床治疗中需根据炎症类型和患者对治疗方案的适应性进行及时的用药调整.

慢性肝损伤激活肝星状细胞产生I型胶原纤维，造成大量的细胞外基质堆积，从而形成肝纤维化。免疫微环境的变化在肝纤维化的进展和转归中发挥重要作用。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是肝脏重要的固有免疫细胞，能够通过直接的细胞毒性作用和产生γ-干扰素等效应分子杀死肝星状细胞，起到明显的抗肝纤维化作用，同时也会对肝脏造成一定的损伤。NK细胞的作用受到其受体和各种免疫细胞和分子的调控。

目的:旨在探讨近年引起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药物和临床特征，识别药物性肝功能衰竭和慢性DILI的危险因素，以便于早期识别和更好地管理。方法:对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诊断为DILI并随访至少6个月的224例患者进行回顾性调查和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识别药物性肝功能衰竭和慢性DILI的危险因素。结果:中药（占62.5%）包括草药（占中药的84.3%）和一些中成药是研究中发现引起DILI的主要原因。胆汁淤积型与严重和慢性DILI更相关。已存在胆囊疾病、初始总胆红素、初始凝血酶原时间、初始抗核抗体滴度是药物性肝功能衰竭的独立危险因素。碱性磷酸酶（ALP）、丙氨酸转氨酶（ALT）从峰值下降到峰值的50%的时间间隔(T 0.5ALP和T 0.5ALT)延长为慢性DILI的独立危险因素（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0.787，95%置信区间：0.697～0.878， P ?

目的:基于代谢组学探讨红花水提物治疗慢性酒精性肝损伤的作用机制。方法:将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组、模型组、阳性对照组及红花水提物低、中、高剂量组，每组10只。除正常组外，其余各组灌胃56°牛栏山二锅头白酒8 ml/kg制备慢性酒精性肝损伤大鼠模型。造模成功后，阳性对照组灌胃护肝片0.36 mg/kg，红花水提物低、中、高剂量组分别灌胃0.476 7、1.430 1、4.290 3 g/kg的红花提取液，1次/d，连续21 d。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GPT、GOT、TG、ALP2酶含量，并结合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UPLC-MS）与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PCA）、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OPLS-DA），探讨蒙药红花水提物治疗大鼠慢性酒精性肝损伤的作用机制。结果:与模型组比较，红花水提物中、高剂量组大鼠血清GPT［（42.11±6.58）U/L、（42.38±6.58）U/L比（49.96±10.70）U/L］、GOT［（104.81±14.70）U/L、（102.91±23.65）U/L比（159.66±53.69）U/L］水平降低（ P<0.05或 P<0.01），TG［（0.85±0.29）U/L、（0.85±0.23）U/L比（0.62±0.21）U/L］、ALP2［（104.53±13.53）U/L、（100.30±17.28）U/L比（77.13±12.54）U/L］水平升高（ P<0.05或 P<0.01）；聚类分析、PCA与OPLS-DA结果显示，模型组和红花水提物高剂量组可明显区分。在红花水提物治疗慢性酒精性肝损伤大鼠血清中共获得20个化学标志物，其中红花水提物可下调慢性酒精性肝损伤模型大鼠血清亚麻酸甘油三酯水平，上调TG、棕榈酸、溶血磷脂类、棕榈酰乙醇酰胺、肾上腺素、鞘氨醇、α-亚麻酸、二十二碳六烯酸、二十碳五烯酸10个内源性代谢产物。 结论:红花水提物治疗慢性酒精性肝损伤可能与调节内源性代谢产物二十二碳六烯酸、二十碳五烯酸、α-亚麻酸有关。

目的:探讨慢性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流行概况、临床特征、危险因素及预后。方法:采用多中心、开放、回顾、非干预性的流行病学调查方法，根据入选标准纳入中国308家医院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住院治疗的DILI患者。收集患者的病历资料，将DILI患者分为慢性和急性2组，比较2组患者临床及实验室特征和预后，分析2组患者的可疑致病药物，采用logistic回归对慢性DILI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共25 927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急性DILI（急性组）22 556例（87.0%），慢性DILI（慢性组）3 371例（13.0%）。与急性组比较，慢性组患者女性更多见，年龄更高，有肝病史者更多，从服药至发现肝损伤的时间更长，消化系统症状（包括食欲不振、腹胀、恶心、呕吐等）、疲乏、黄疸、瘙痒、肝区疼痛/不适、出血倾向者更多，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碱性磷酸酶、总胆红素和国际标准化比值更高，而血清白蛋白和血小板计数更低，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15分者占比更高，全因病死率和肝病相关死亡率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男性[比值比（ OR）=0.76，95%置信区间（ CI）：0.69~0.83]是慢性DILI的保护因素，而既往肝病史（ OR=2.00，95% CI：1.82~2.19）和低白蛋白血症（ OR=0.96，95% CI：0.95~0.96）是慢性DILI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研究时段308家医院DILI住院患者中慢性DILI占比为13.0%。与急性DILI比较，慢性DILI患者年龄更高，女性患者更多，肝损伤更严重，预后较差；其中女性、有肝病史和低白蛋白血症是发生慢性DILI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挖掘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TPO-RA）的血栓栓塞和肝毒性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该类药物提供参考。方法: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收集2008年10月至2023年9月收到的艾曲泊帕、罗普司亭、阿伐曲泊帕不良事件（AE）报告，根据《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和标准化。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检测3种TPO-RA相关血栓栓塞和肝毒性AE风险信号。AE报告数≥3、 ROR值95%置信区间（ CI）下限>1的PT被定义为风险信号。 结果:以艾曲泊帕、罗普司亭和阿伐曲泊帕为首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分别为25 215、18 762和1 204例，挖掘出艾曲泊帕、罗普司亭和阿伐曲泊帕相关血栓栓塞事件（TEE）PT 52、51和9个。艾曲泊帕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依次为肾动脉栓塞、门静脉血栓、脾栓塞、脾静脉血栓、肝动脉血栓；罗普司亭依次为动脉栓塞、脑血管闭塞、椎动脉闭塞、门静脉血栓、肠系膜血管血栓；阿伐曲泊帕依次为肾静脉血栓、门静脉血栓、脑静脉窦血栓、栓塞、深静脉血栓。分别挖掘出艾曲泊帕、罗普司亭、阿伐曲泊帕肝毒性风险信号（PT）25、14和4个，艾曲泊帕信号强度前5位的PT为门静脉扩张、门静脉血栓、肝动脉血栓、间接胆红素升高、慢性肝衰竭；罗普司亭为门静脉血栓、慢性肝衰竭、酒精性肝病、肝血肿、肝硬化；阿伐曲泊帕为门静脉血栓、肝功能检查异常、肝功能异常、肝酶升高。共挖掘出3种TPO-RA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肝毒性相关PT 24个，信号强度居前5位者为门静脉扩张、慢性肝衰竭、肝功能检查异常、酒精性肝病、眼黄疸。结论:TEE和肝毒性是3种TPO-RA共有的不良反应，临床应用TPO-RA前后应监测患者的凝血功能和肝功能，警惕药品说明书未记载的不良反应。

目的:分析丙氨酸转氨酶(ALT)不同正常值上限的慢性HBV感染者肝组织病理特征及影响因素。方法:收集2014年1月至2020年12月宁波市镇海区中医医院和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收治的667例住院接受肝穿刺活检的慢性HBV感染者(ALT<40 U/L且HBV DNA>30 IU/mL)的临床资料，将ALT分为Ⅰ组(男性<30 U/L，女性<19 U/L)、Ⅱ组(男性30~<35 U/L，女性19~<25 U/L)和Ⅲ组(男性35~<40 U/L，女性25~<40 U/L)，同时根据肝脏炎症程度(G)和纤维化分期(S)将患者分为肝组织无明显损伤组(G且S<2组)和肝组织明显损伤组(G和/或S≥2组)。采用Ridit分析比较3组ALT的G/S构成比差异，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肝组织发生明显肝损伤的危险因素，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及曲线下面积(AUC)寻找ALT的最佳诊断临界值。结果:ALT三组间G和S的构成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3.926和14.702， P<0.001)。G和/或S≥2组的构成比分别为26.05%(99/380)、32.03%(41/128)、46.54%(74/159)，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χ2＝21.596， P<0.001)。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影响肝组织损伤严重程度的保护因素为高白/球蛋白比值和PLT计数( OR＝0.246和0.986， P<0.001)，危险因素为肝组织HBcAg阴性、ALT和GGT水平升高( OR＝3.797、1.053和1.013， P<0.001或<0.05)。ROC曲线显示男性患者肝组织明显损伤的ALT阈值为25.6 U/L；女性患者为25.5 U/L。 结论:ALT正常的慢性HBV感染者，随着ALT水平升高，肝组织病理损伤程度加重，临床上有必要降低判断明显肝组织病理损伤的ALT阈值。

目的:观察西罗莫司联合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NI）治疗糖皮质激素耐药/依赖广泛型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cGVHD）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选择糖皮质激素治疗耐药/依赖的cGVHD患者，给予西罗莫司联合环孢素A/他克莫司治疗。结果:①入组患者27例，男17例，女10例，中位年龄36（19～56）岁。急性髓系白血病13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4例，慢性髓性白血病4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3例，淋巴瘤1例，再生障碍性贫血1例，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1例。HLA全相合同胞或亲缘供者移植14例，HLA全相合无关供者移植2例，HLA不全相合同胞或亲缘供者移植11例。②患者中位服药时间为14.2个月，中位随访时间20.1（12.9～46.1）个月。③随访6个月时，完全缓解（CR）3例，部分缓解（PR）12例，总反应率（ORR）为55.6％，6个月时无病生存率（PFS-6）、总生存率（OS-6）分别为88.9％（24/27）、100％。④随访12个月时，CR 5例，PR 11例，ORR为59.3％，PFS-12为62.9％（17/27），OS-12为100％。⑤亚组分析发现该方案对男供者的cGVHD更有效，对治疗口腔、皮肤、肝脏cGVHD疗效较好。⑥不良反应：新发高脂血症3例，血糖升高1例，腹胀/腹泻4例，口腔溃疡2例，血尿1例，药物性肝损伤1例，细菌感染3例，真菌感染3例，带状疱疹2例，均为1～2级，无新增巨细胞病毒、EB病毒感染。结论:西罗莫司联合CNI治疗糖皮质激素耐药/依赖广泛型cGVHD的疗效及安全性较好，适合cGVHD的长期治疗。

目的:了解波生坦致肝损伤的临床特点。方法:检索PubMed、Ovid、Web of Science、Embase、Springer-link、Wiley Oline Library和中国知网、万方、维普数据库（截至2020年4月），收集波生坦致肝损伤的病例报告类文献，提取患者相关信息（一般情况、原发病、合并疾病、波生坦应用情况、合并用药情况以及肝损伤发生情况、处置及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共检索到波生坦致肝损伤的病例报告类文献10篇，涉及12例患者（中国、日本各3例，意大利2例，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瑞典各1例）。12例患者均为女性；年龄29~79岁，平均55岁；原发疾病为系统性硬化症相关肺动脉高压（PAH）5例，结缔组织病相关PAH 2例，特发性、继发性、慢性血栓栓塞性、胆汁肝硬化相关、非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相关PAH各1例；合并其他疾病者4例。12例患者均存在联合用药情况，联用药物1~9种。肝损伤发生在服用波生坦20 d~57个月（<1个月3例，1~3个月4例，>12个月5例）；均表现为转氨酶升高，伴有胆红素升高者5例；6例有临床表现描述，包括皮肤巩膜黄染4例，食欲不振4例，恶心3例，乏力3例，呕吐、体重减轻和嗜睡各1例；1例行肝穿刺活检术，结果显示为自身免疫性肝炎。发生肝损伤后波生坦停用或剂量减半，视肝损伤情况给予对症治疗，12例患者中9例肝功能恢复正常，2例好转，1例因多器官衰竭死亡。结论:波生坦相关肝损伤可发生在用药20 d~57个月，多发生在用药3个月内；临床表现与其他药物性肝损伤类似，部分患者可无临床症状，仅表现为肝功能异常，少数患者可出现严重肝损伤；停用波生坦后肝功能多可恢复正常或好转。

肝脏具有显著的再生能力，是恢复肝功能的关键，但在严重或慢性肝损伤的情况下，这种再生能力会受到限制。因此，寻找促进肝脏再生的新方法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近年来，肠道菌群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肠道菌群不仅影响消化系统的健康，还通过"肠-肝轴"对肝脏功能产生重要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肠道菌群的失衡与多种肝脏疾病的发展有关，对肠道菌群的调节可以成为治疗肝病的潜在手段。研究肠道菌群在肝再生中的作用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肝脏疾病的发病机制，还可能为开发新的治疗策略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