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卷曲跨膜受体蛋白2(FZD2)在小鼠舌鳞癌中的功能,及其对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单抗治疗的影响.方法 细胞实验:SCCVII小鼠舌鳞癌细胞分为空白对照组(转染LV-kdCon)和实验组(转染LV-kdFZD2).用细胞计数试剂盒-8(CCK-8)检测细胞增殖能力,用Transwell小室实验检测迁移能力,用人脐静脉内皮细胞验证血管生成能力.动物实验:雌性C3H/He小鼠构建荷瘤小鼠模型,分为对照组[给予磷酸盐缓冲液注射(PBS)]、kdFZD组(接种实验组细胞并给予等量PBS注射)、αCTLA4组(小鼠皮下接种空白对照组细胞并给予CTLA4单抗注射)和kdFZD+αCTLA组(小鼠皮下接种实验组细胞并给予CTLA4单抗注射).用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肿瘤组织mRNA相对表达水平,测量肿瘤体积和质量.结果 空白对照组和实验组细胞中FZD2 mRNA相对表达水平分别为1.01±0.18和0.52±0.18,细胞迁移数为(466.70±44.10)和(160.00±26.46)个,人脐静脉内皮上皮细胞形成的小管分支节点数分别为(108.70±6.35)和(84.33±10.02)个,总毛细血管长度分别为(20 235±2 229)和(16 549±338)pm,组间比较,在统计学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对照组、kdFZD 组、αCTLA4 组和 kdFZD+αCTLA 组肿瘤体积分别为(449.50±114.80)、(131.10±13.49)、(83.62±26.47)和(2.45±0.91)mm3,肿瘤质量分别为(0.78±0.11)、(0.22±0.06)、(0.13±0.02)和(0.03±0.01)g,组间比较,在统计学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P＜0.000 1).结论 FZD2可作为潜在的舌鳞癌治疗靶点,有望成为舌鳞癌辅助免疫治疗优化的关键分子.

研究祖师麻及其炮制品对SD大鼠Ⅱ型胶原诱导性关节炎(collagen induced arthritis,CIA)中辅助性T细胞17(Th17)/调节性T细胞(Treg)分化的影响.按体质量将64只SD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模型组,祖师麻炙品低、高剂量组,生品低、高剂量组,祖师麻甲素组,雷公藤多苷组.除正常组外,CIA模型在第1次免疫后第7天进行二免,并在二免7 d后灌胃28 d.取材后,采用苏木素-伊红(HE)染色观察CIA大鼠关节滑膜炎症的情况;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检测血清中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γ干扰素(IFN-γ)、白细胞介素(IL)-2、IL-4、IL-10水平变化;实时荧光定量逆转录PCR(qRT-PCR)和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关节滑膜中分化簇80(B7-1)、分化簇86(B7-2)、分化簇28(CD28)、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mRNA和蛋白表达;流式细胞术用于检测大鼠关节滑膜中Th17和Treg细胞的比例.结果显示,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大鼠的关节滑膜炎症明显加剧,关节炎指数评分明显上升,免疫器官指数上升(P＜0.01);与模型组相比,各给药组均能不同程度地改善大鼠的关节炎症,降低关节评分指数,抑制滑膜增生,降低免疫器官指数;相较于模型组,各给药组中大鼠血清中IL-2、IFN-γ 显著下降(P＜0.01),TGF-β、IL-4、IL-10 显著上升(P＜0.01),滑膜中 B7-1、CTLA-4 mRNA 及蛋白表达显著升高(P＜0.01),关节组织中的Th17细胞和Treg细胞的比例出现显著降低(P＜0.01).综上得出祖师麻通过调控B7/CD28/CTLA-4通路以及调节Th17/Treg平衡,抑制CIA大鼠中Th17细胞的表达,促进Treg细胞的表达,进而治疗RA.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种复杂的自身免疫疾病,传统治疗在部分重度和难治性患者中效果有限.近期研究显示,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T细胞疗法在SLE治疗中展现出了具有前景的疗效.生物标志物在精准评估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方面至关重要,CAR T细胞治疗与安全性评估标志物包括传统标志物和与CAR T细胞疗法相关的标志物.传统的SLE病情监测标志物,仍可用于CAR T细胞治疗基线随访和病情监测,如血清抗双链DNA、抗单链DNA和抗核小体等自身抗体的滴度下降,血清补体水平恢复正常,以及尿蛋白/肌酐比值的改善,均提示病情得到有效控制.CAR T细胞疗效监测标志物分为B细胞和T细胞标志物.输注后,B细胞数量下降,B细胞表型以初始B细胞为主,记忆B细胞和浆母细胞的比例显著降低,表明治疗取得了疗效.输注前,初始T细胞(CD45RA+CD27+)和中央记忆型T细胞(CD45RA-CD62L+CD27+)的高比例则提示更强的抗肿瘤效应;患者的CAR T细胞表达与早期记忆分化相关的转录因子,如T细胞因子7和淋巴增强子结合因子1,提示这些患者对CAR T细胞疗法更为敏感.输注后,CD25、CD69和CD137等T细胞激活标志物,以及CD57、PD-1和Tim-3等耗竭标志物的高表达,提示T细胞的杀伤能力受到限制.CAR T细胞治疗安全性标志物不仅包括CAR T细胞分泌的效应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2和IFN-γ),还包括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如IL-1和IL-8),其水平可用于评估CAR T细胞疗法最常见的毒副反应[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mmune effector cell-associated neurotoxicity syndrome,ICANS)].高水平的血清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α对于预测CAR T细胞治疗后发生严重CRS和ICANS的风险具有较高的价值.此外,基线血小板计数和中性粒细胞绝对值可预测血液毒性,由IL-8、IFN-γ和IL-1β组成的感染相关预测模型,能够有效预测患者输注后出现严重感染的风险.CAR受体结构设计、清除淋巴细胞的化疗方式,患者曾接受的治疗选择及自身免疫状态等都会影响CAR T细胞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在当前及未来将开启的相关临床研究中,应纳入全面、规范的检测和评估体系,为CAR T细胞疗法在SLE等自身免疫疾病的应用,提供比较标准.

目的 评估真实世界中达到病毒抑制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患者转换为多替拉韦/拉米夫定(dolutegravir/lamivudine,DTG/3TC)复方单片制剂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纳入2021年6月1日至2022年6月1日在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门诊长期随访的HIV得到有效抑制并在研究期间抗病毒方案转换为DTG/3TC方案的HIV/AIDS患者79例,收集转换治疗方案前及治疗期间T淋巴细胞亚群、HIV RNA、血脂水平以及肾功能等检测指标,记录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结果 79例转换治疗方案患者以中年男性为主,有30.4％的患者合并非艾滋病定义性疾病.前3位转换治疗方案原因分别是:简化方案,改善耐受性、药物不良反应、合并非艾滋病定义性疾病.48周病毒持续抑制率为100％,CD4+T淋巴细胞计数较基线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转换治疗方案48周后高密度脂蛋白、血肌酐、血糖、体质量升高,肾小球滤过率和尿微量白蛋白水平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有5例患者因血脂异常转换为DTG/3TC方案,转换治疗方案48周后总胆固醇明显下降(P<0.05).有13例患者因肾毒性转换为DTG/3TC方案,转换治疗方案48周后血肌酐、肾小球滤过率、尿微量白蛋白的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 达到病毒抑制的患者转换为DTG/3TC方案后能持续抑制病毒、安全性及耐受性好,特别是对于合并非艾滋病定义性疾病、出现肾毒性及血脂异常的患者,DTG/3TC方案是很好的优化治疗方案选择之一.

目的 探究血浆相关指标:中性粒细胞/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NLR、PLR)、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值(LMR)及联合检测在病毒性肺炎早期诊断中的临床价值.方法 选取2020年4月至2023年4月首都医科大学大兴教学医院收治的病毒性肺炎、细菌性肺炎患者各55例作为研究对象,分别纳入病毒性肺炎组与细菌性肺炎组,对照组选取同期体检健康者(n=110),比较三组NLR、PLR、LMR,并统计肺炎组患者临床指标,分析上述指标与病毒性肺炎的关系并对三者及联合在病毒性肺炎中的早期诊断价值进行探究.结果 三组NLR、PLR比较结果:细菌性肺炎组>病毒性肺炎组>对照组,LMR比较结果细菌性肺炎组<病毒性肺炎组<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54.911、69.849、685.249,P<0.05);病毒性肺炎组C反应蛋白(CRP)、中性粒细胞计数(N)、单核细胞计数(M)均低于细菌性肺炎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8.808、1.426、10.401,P<0.05);两组血压、呼吸频率、脉搏、血氧饱和度、白细胞计数(WBC)、淋巴细胞计数(L)、血小板(PLT)、尿素氮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回归分析结果显示:NLR、PLR、LMR与病毒性肺炎有关;NLR、PLR、LMR诊断病毒性肺炎时,以LMR的曲线下面积值(AUC)值最高,为0.968,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87.27％与96.36％,NLR、PLR的AUC分别为0.809、0.754,联合后的AUC为0.691,敏感度提升为100.00％,特异度为38.18％.结论 病毒性肺炎患者NLR、PLR异常升高、LMR异常降低,三者及联合均可作为病毒性肺炎的诊断指标,其中LMR效能最佳,联合诊断提升敏感度,值得临床推广.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作为肿瘤治疗领域近年来取得的重大进展之一,通过阻断免疫抑制进而重新激活T细胞,恢复其对肿瘤细胞的杀伤发挥抗肿瘤作用,极从而大程度地改善肿瘤患者的生存获益.但ICIs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会非特异性激活免疫系统,导致免疫耐受失衡,损伤正常器官组织,这类不良事件即为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s).随着ICIs的广泛应用,其引发的irAEs的数量及类型不断增多已成为不容忽视的临床问题.其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肝毒性(ICI-induced immune mediated hepatitis,IMH)作为一种潜在的致命性不良反应,对于其时间及结果尚无透彻的研究.

目的 研究瑞戈非尼联合健脾消癌方治疗结直肠癌的临床疗效及其对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2022年 2月至 2023 年 12 月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南京市第二医院)肿瘤科接收的结直肠癌患者 70 例进行分组,观察组(35 例)服用瑞戈非尼联合健脾消癌方,对照组(35 例)予以瑞戈非尼口服,均用药 28 d.评价总有效率;检测治疗前后T淋巴细胞(CD3+)、辅助性T细胞(CD4+)、CD4+/细胞毒性T细胞(CD8+)、糖类抗原(CA125、CA19-9、CA242)、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6、IL-10、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统计不良反应(恶心呕吐、手足皮肤反应、腹泻、肝肾功能等).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57.14%,高于对照组的 42.86%(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CD3+、CD4+、CD4+/CD8+水平均明显高于治疗前(P<0.05),且观察组CD3+、CD4+、CD4+/CD8+均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两组CA125、CA19-9、CA242、CEA水平均低于治疗前(P<0.05),且观察组CA125、CA19-9、CA242、CEA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两组血清IL-6、IL-10、TNF-α水平均低于治疗前(P<0.05),且观察组IL-6、IL-10、TNF-α均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期间,两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瑞戈非尼联合健脾消癌方对结直肠癌有较好疗效,可减轻炎性反应、调节免疫能力、降低肿瘤标志物水平,且不良反应少,值得临床推广.

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 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 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目的:分析艾滋病合并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cytomega-lovirus retinitis，CMVR)患者的临床特点及其预后影响因素。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诊断为艾滋病合并CMVR患者的基本信息、临床特点、眼底表现、治疗和预后情况，采用logistic单因素回归和多因素回归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结果:73例艾滋病合并CMVR患者中，男54例，女19例，年龄为(41.3±12.1)岁。CD4 +T淋巴细胞计数的中位数为34.0/μL，CD4 +T淋巴细胞计数>200.0/μL者5例(6.85%)。血液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DNA阳性者40例(54.79%)。35例(47.95%)患者入院时有眼部症状，病灶以单眼受累为主(53.42%, 39/73)，检眼镜检查显示呈中央型病变者41例(56.16%)，伴渗出病变者63例(86.30%)，有出血病变者52例(71.23%)。67例患者接受抗CMV治疗，46例治疗后好转出院，2例未治疗患者随访期间病变好转，中位住院时间为25 d。logisitic单因素分析显示，相对于单独使用抗CMV药物(膦甲酸钠或更昔洛韦)治疗的患者，使用抗CMV药物联合地塞米松治疗的患者预后更好[比值比(odds ratio, OR)＝0.308， P＝0.038]。相较于年龄<30岁的患者，年龄>50岁的患者预后较差( OR＝14.667， P＝0.009)。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50岁是影响CMVR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OR＝18.183， P＝0.009)。 结论:CMVR好发于CD4 +T淋巴细胞计数较低的艾滋病患者，但CD4 +T淋巴细胞计数>200.0/μL的患者仍有可能发生CMVR，且并非所有患者血液CMV DNA均呈阳性，故艾滋病患者有必要常规行眼底筛查。CMVR总体预后较好，年龄>50岁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适量使用地塞米松联合抗CMV药物治疗可改善预后。

目的:探讨人源化CD19 CAR-T细胞（hCART19s）治疗儿童及青少年复发、难治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R/R ALL）的疗效及安全性，研究影响其预后的相关因素。方法:筛选2016年5月至2021年9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入组NCT02782351临床试验中31例25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R/R ALL患者的临床资料，评价hCART19s在年轻患者中的疗效及安全性。结果:hCART19s输注后1个月，短期疗效评估显示27例（87.1%）患者获得完全缓解（CR）或完全缓解兼部分血细胞计数缓解（CRi）。治疗期间，20例（64.5%）患者出现1~2级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4例（12.9%）出现3~4级CRS；2例患者出现1级神经系统毒性。中位随访19.3（2.2~62.4）个月，中位无事件生存（EFS）率和总生存（OS）率分别为15.7（95% CI 8.7~22.5）个月和32.2（95% CI 10.6~53.9）个月。桥接移植患者EFS和OS率均高于未桥接移植患者[EFS：（75.0±12.5）%对（21.1±9.4）%， P=0.010；OS：（75.0±12.5）%对（24.6±10.2）%， P=0.012]；既往治疗线数>3次的患者EFS和OS率明显低于治疗线数≤3次的患者[EFS：0对（49.5±10.4）%， P<0.001；OS：0对（52.0±10.8）%， P<0.001]。截止随访终点，13例患者出现CD19阳性（CD19 +）复发，1例出现CD19阴性（CD19 -）复发。 结论:hCART19s可有效治疗儿童及青少年R/R ALL患者，其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较低。桥接移植、治疗线数可对患者长期疗效及预后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