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研究利伐沙班联合氯吡格雷对脑梗死合并房颤患者的治疗效果.方法 选择2021年7月至2022年7月衡水市第六人民医院收治的脑梗死合并房颤96例患者随机分为华法林组(48例)和联合组(48例).华法林组采用华法林钠片进行治疗,联合组采用利伐沙班片联合硫酸氢氯吡格雷片进行治疗,两组治疗6个月.统计两组临床疗效、安全性,比较两组血清细胞因子、炎症反应指标水平、外周血免疫指标水平及凝血功能、神经功能、生活能力.结果 治疗6个月后,联合组总有效率高于华法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098,P<0.05).治疗6个月后,联合组外周血CD8+及血清内皮素-1(ET-1)、白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降钙素原(PCT)、超敏C反应蛋白(hs-CRP)、D-二聚体(D-D)水平低于华法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019、8.809、4.598、15.340、6.175、13.846、15.006);联合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改良Rankin评分(mRS)评分低于华法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304、8.660);外周血CD4+、血清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DGFs)、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水平、凝血酶原时间(PT)、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Barthel指数(BI)评分高于华法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265、5.914、18.960、13.204、4.578、8.762,P<0.05).治疗期间,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0.000,P=1.000).结论 与华法林钠片相比,利伐沙班片联合硫酸氢氯吡格雷片治疗脑梗死合并房颤患者的临床疗效更好,且安全性良好.

目的:探讨低分子量肝素钙预防直肠癌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效果。方法: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回顾性分析2018年2月至2022年2月北京市和平里医院30例直肠癌术后皮下注射低分子量肝素钙患者的临床资料，选择同期穿抗血栓弹力袜患者30例为对照。抗血栓弹力袜组术后依据患者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抗血栓弹力袜。低分子量肝素钙组术后第2天给予患者皮下注射低分子量肝素钙。分析两组患者凝血功能指标、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情况、围术期指标。结果:低分子量肝素钙组女性17例，男性13例，年龄（62±12）岁；抗血栓弹力袜组女性18例，男性12例，年龄（63±1）岁。预防前两组患者的血小板计数（Pl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凝血酶原时间（PT）、纤维蛋白原（FIB）及D-二聚体（D-D）水平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预防后低分子量肝素钙组患者的FIB、D-D水平[（3.3±0.7）g/L、（341±30）μg/L]均低于抗血栓弹力袜组[（4.9±0.6）g/L、（428±40）μg/L]（ t值分别为9.51、9.61，均 P<0.05），但两组患者的Plt、APTT、TT、PT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低分子量肝素钙组患者的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率低于抗血栓弹力袜组[6.67%（2/30）比26.67%（8/30）， χ2＝4.32， P<0.05]。两组患者术后第1、2、3、4天的骶前引流管引流量均逐渐减少，但两组间引流管引流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低分子量肝素钙组患者的血栓形成时间长于抗血栓弹力袜组[（84±9）h比（73±10）h， t＝4.81， P<0.05]，但两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直肠癌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预防中低分子量肝素钙较抗血栓弹力袜的疗效显著，安全性高。

目的:探讨肝硬化患者发生显性肝性脑病(OHE)的危险因素，并明确肌少症对OHE的影响。方法:基于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建立的肝硬化队列，选择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在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山东省立医院3个中心诊断为肝硬化并接受上腹部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的480例患者。以第三腰椎骨骼肌指数(L3-SMI)男性<44.77 cm 2/m 2、女性<32.50 cm 2/m 2作为肌少症诊断标准。收集所有患者的临床特征资料，包括基线期病史、年龄、血清总胆红素、天冬氨酸转氨酶(AST)、γ－谷氨酰转肽酶(GGT)、血清白蛋白、血清钠、凝血酶原时间(P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等实验室检查指标，以及肝功能Child-Pugh评分、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等。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秩和检验和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肝硬化患者发生OHE的独立危险因素，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肌少症对肝硬化OHE发生率的影响。 结果:随访2年发现，OHE发生率为16.2%(78/480)。OHE患者的年龄、血清总胆红素水平、AST、GGT、PT、INR、Child-Pugh评分、MELD评分均高于未发生OHE者[(59.67±10.30)岁比(53.41±12.06)岁、35.25 μmol/L(20.10 μmol/L, 60.53 μmol/L)比22.70 μmol/L(15.10 μmol/L, 35.20 μmol/L)、40.00 U/L(27.25 U/L，61.00 U/L)比33.00 U/L(24.75 U/L，47.00 U/L)、52.50 U/L(26.25 U/L，86.75 U/L)比34.50 U/L(22.00 U/L，73.00 U/L)、(17.71±3.52) s比(15.50±2.98) s、1.50±0.34比1.31±0.29、(8.95±2.19)分比(7.20±1.94)分、(13.56±4.42)分比(11.42±3.92)分]，血清白蛋白、血清钠、血小板计数均低于未发生OHE者[(29.72±5.55) g/L比(33.19±5.89) g/L、139.00 mmol/L(136.00 mmol/L, 142.00 mmol/L)比140.00 mmol/L (138.00 mmol/L，142.00 mmol/L)、60.00×10 9/L(43.75×10 9/L，90.25×10 9/L)比80.00×10 9/L(56.00×10 9/L，131.00×10 9/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77， Z＝－4.10、－3.13、－2.24， t＝－5.19、－4.71、－6.57、－3.98、4.99， Z＝2.44、3.48；均 P<0.05)。OHE患者基线期合并腹水、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的比例，以及肌少症者的比例均高于未发生OHE者[82.1%(64/78)比63.7%(256/402)、41.0%(32/78)比3.5%(14/402)、5.1%(4/78)比1.0%(4/402)、14.1%(11/78)比2.5%(10/402)、37.2%(29/78)比19.7%(79/402)]，L3-SMI低于未发生OHE者[(43.14±8.97) cm 2/m 2比(46.29±8.49) cm 2/m 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9.11、101.97、4.52、18.38、10.53， t＝2.86；均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血小板计数( OR＝0.995，95%置信区间0.991~1.000， P＝0.038)、L3-SMI( OR＝0.959，95%置信区间0.922~0.997， P＝0.035)和肝性脑病( OR＝14.724，95%置信区间6.741~32.161， P<0.001)均是肝硬化患者发生OHE的独立影响因素。合并肌少症的肝硬化患者OHE发生率高于未合并肌少症者[26.9%(29/108)比13.2%(49/3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0.53， P＝0.001)。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合并肌少症的肝硬化患者更易发生OHE( P<0.001)。 结论:肌少症与OHE密切相关，且是肝硬化患者发生OHE的独立预测因子。

目的:对比吲哚布芬与阿司匹林预防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1年桥血管再狭窄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选取2016年12月—2018年12月北京安贞医院收治的152例接受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治疗的患者，根据术后抗血小板方案分为吲哚布芬组及阿司匹林组。吲哚布芬组患者术后接受吲哚布芬及氯吡格雷治疗，阿司匹林组患者术后接受阿司匹林及氯吡格雷治疗。收集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基本临床资料。术后随访1年，比较两组患者术后1年大隐静脉桥血管及乳内动脉桥血管再狭窄的发生情况、心脏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两组患者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前及术后1年凝血指标纤维蛋白原（FIB）、D-二聚体（D-D）、血清血栓调节蛋白（TM）及凝血酶激活纤溶抑制物（TAFI）水平。结果:吲哚布芬组76例，男性57例（75.0%），年龄（60.3±6.6）岁；阿司匹林组76例，男性62例（81.6%），年龄（59.7±7.2）岁，两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随访期间失访3例，吲哚布芬组完成随访的有74例，阿司匹林组75例。吲哚布芬组共移植268条桥血管，阿司匹林组共移植272条。术后1年，吲哚布芬组大隐静脉桥血管及乳内动脉桥血管通畅率分别为94.5%（189/200）和97.1%（66/68），阿司匹林组大隐静脉桥血管及乳内动脉桥血管通畅率分别为91.3%（189/207）和96.9%（63/65）；两组大隐静脉桥血管及乳内动脉桥血管通畅率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282、0.345， P>0.05）。吲哚布芬组和阿司匹林组心脏不良事件总发生率分别为5.4%（4/74）和6.7%（5/7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26， P>0.05）。吲哚布芬组术后1年胃肠道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4.1%（3/74），低于阿司匹林组的13.3%（10/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4.547， P<0.05）。两组患者FIB、D-D、TM及TAFI水平均低于术前（ P<0.05），术前及术后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吲哚布芬与氯吡格雷联用预防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1年桥血管再狭窄的疗效与阿司匹林与氯吡格雷联用基本相当，且吲哚布芬引起的胃肠道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对较低，安全性可能更高。

目的:探讨无隧道和涤纶套的透析导管（简称为非隧道式导管）不同容积肝素盐水封管对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患者凝血功能影响。方法: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方法，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3月至2022年12月选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重症医学科行CRRT过程中需要封管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100%管腔容积的肝素溶液封管，试验组采用80%管腔容积的肝素溶液封管，对比2组患者凝血功能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原时间（PT）、凝血酶原活动度（PTA）、纤维蛋白原（Fbg）、血红蛋白、血小板及封管不良预后事件（主要包括堵管、出血、出血倾向）。结果:最终121例患者入选，试验组59例，对照组62例。对照组男39例，女23例，年龄（66.6 ± 18.2）岁；试验组男29例，女30例，年龄（65.2 ± 17.5）岁。封管后，试验组APTT、PT分别为（41.2 ± 7.6）、（14.0 ± 0.8）s，低于对照组的（48.1 ± 14.7）、（16.2 ± 4.0）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32、4.08，均 P<0.05）；试验组PTA、血红蛋白、血小板分别为（77.9 ± 12.5）s、（90.3 ± 10.1）g/L、（151.3 ± 89.4）×10 9/L，高于对照组的（65.3 ± 17.2）s、（85.2 ± 5.2）g/L、（110.0 ± 21.6）×10 9/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59、-5.03、-5.59，均 P<0.05）；试验组出血发生率为1.7%（1/59），低于对照组的12.9%（8/6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0.12， P<0.05）。 结论:80%管腔容量肝素溶液封管改善凝血功能，降低出血风险，且不增加导管堵塞发生率。

目的:筛选睑板腺癌（MGC）差异表达微小RNA（miRNA）并探究微小RNA-3907（miR-3907）对MGC增殖和迁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方法:实验研究。收集2011年7月至2019年1月于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经组织病理学确诊的MGC患者的癌组织样本及癌旁组织样本。应用miRNA芯片对其中5份MGC与癌旁组织差异表达的miRNA进行筛选。选取MGC中表达显著上调的miR-3907为观察对象，通过生物数据库和双荧光素酶实验预测并鉴定miR-3907靶基因。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测定18份MGC组织及6份癌旁组织样本中靶基因的蛋白表达水平。在培养的MGC原代细胞中分别进行miR-3907过表达、miR-3907敲减、靶基因敲减、miR-3907敲减+靶基因敲减转染并分别设组，采用荧光定量PCR和Western印迹法检测转染后各基因mRNA和蛋白的表达水平，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和划痕实验评估转染后MGC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能力，并进行比较。统计学方法主要为Fisher确切概率检验、独立样本 t检验、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与癌旁组织样本相比，MGC样本共筛选出表达上调的miRNA 22个，表达下调的miRNA 5个，其中miR-3907表达显著上调。生信数据库与双荧光素酶报告显示血小板凝血蛋白酶1（THBS1）为miR-3907的下游靶基因。癌旁组织中THBS1蛋白阳性表达率（6/6）显著高于MGC组织（5/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3）。与对照组比较，miR-3907过表达组48、72 h细胞增殖能力显著增强（ F=3.70、2.65）；24 h后细胞迁移率显著增高（54.6%±3.4%与34.2%±0.6%比较； t=8.34）；miR-3907敲减组24、48、72 h细胞增殖能力降低（ F=3.10、2.17、3.09）、24 h细胞迁移率显著降低（40.8%±2.8%与69.7%±2.7%比较； t=10.42）；THBS1敲减组24、48和72 h细胞增殖能力增强（ F=3.84、3.79、2.24）、24 h后细胞迁移率显著增加（82.5%±1.9%与37.6%±5.1%比较； t=11.74）；miR-3907敲减+THBS1敲减组24、48 h细胞增殖能力增强（ F=3.97、3.31）、24 h细胞迁移率显著增高（56.9%±2.2%与41.9%±4.3%比较； t=3.5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MGC与癌旁组织之间存在差异表达miRNA，其可能与MGC发生和发展有关；其中差异显著的miR-3907可以促进MGC增殖和迁移，并主要通过抑制THBS1表达发挥作用。

目的:研究循证护理对晚期肿瘤患者高凝状态的影响。方法:选取浙江省肿瘤医院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收治的晚期肿瘤并出现高凝状态的患者134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各67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采用循证护理模式。观察4周，分别记录比较两组患者各凝血相关指标水平[凝血酶时间(TT)、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纤维蛋白原(FIB)、D-二聚体(D-D)、血小板(PLT)]及不良事件(深静脉血栓和导管相关血栓)发生率。结果:护理干预前，两组TT、PT、APTT、FIB、D-D、PLT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护理干预后，两组TT、PT、APTT、FIB、PLT均改善，观察组较对照组改善明显，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干预后，观察组D-D为(458.5±69.4)μg/L，低于对照组的(539.6±69.9)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73， P<0.05)；观察组发生深静脉血栓0例、导管相关血栓1例，对照组分别为3例、5例，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循证护理虽然对晚期肿瘤患者高凝状态下的各项凝血指标改善不明显，但能明显降低血液中D-D水平，并且能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

目的:检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血清心肌损伤标志物、凝血指标及炎性标志物的表达水平，探讨其在患者预后中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2月1日至3月31日收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COVID-19患者67例，按照病情严重程度分为普通组（ n=20）、重型组（ n=20）及危重组（ n=27），根据患者出院情况将危重组分为治愈（ n=12）和死亡（ n=15）。以患者好转出院或住院期间死亡作为观察终点。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采集患者静脉血并检测其血液中超敏肌钙蛋白I（hs-cTnI）、肌红蛋白（MYO）、肌酸激酶同工酶MB（CK-MB）、N末端B型利钠肽原（NT-proBNP）、D-二聚体、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PT）、纤维蛋白原（FIB）、白细胞计数（WBC）、超敏C反应蛋白（hs-CRP）、铁蛋白水平，比较3组间的水平差异。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COVID-19住院患者死亡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3组患者的红细胞、血小板（PLT）、FIB、血红蛋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普通组、重型组和危重组的WBC、hs-CRP、铁蛋白、PT、APPT及D-二聚体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危重组高于重型组和普通组（ P<0.05）。危重组患者NT-proBNP、CK-MB、MYO、hs-cTnI明显高于普通组及重型组，且危重型组中死亡患者NT-proBNP、CK-MB、MYO、hs-cTnI高于治愈患者（ P均 <0.05）。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s-cTnI（ OR=1.053，95% CI 1.010~1.098， P=0.016）、D-二聚体（ OR=1.253，95% CI 1.026~1.531， P=0.005）是COVID-19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COVID-19危重型患者在入院治疗过程中伴随着凝血功能障碍及炎症因子的升高并且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肌损伤，hs-cTnI、D-二聚体升高是COVID-19危重型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儿童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D ＋HUS)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结果、预后及治疗。 方法:分析2001年1月至201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儿科收治的36例D ＋HUS患儿的临床资料，比较治疗前后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体液免疫和尿液等实验室检查结果。 结果:经治疗，患儿血白细胞计数[(9.28±6.77)×10 9/L比(11.20±5.93)×10 9/L]、C-反应蛋白[7.15(3.34，29.33) mg/L比31.83(25.03，39.75) mg/L]、网织红细胞计数[(112.49±76.25)×10 9/L比(206.49±147.99)×10 9/L]、红细胞沉降率[15.02(11.79，22.83) mm/1 h比28.06(24.13，40.52) mm/1 h]、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50.04(41.92，60.11)U/L比62.61(54.58，83.52) U/L]、丙氨酸转氨酶[16.72(11.80，24.74) U/L比24.54(20.30，34.36) U/L]、尿酸[(532.84±309.06) μmol/L比(606.64±327.23) μmol/L]、血肌酐[160.07(124.87，221.18) μmol/L比200.56(160.62，283.01) μmol/L]、血尿素氮[20.74(15.77，28.40) mmol/L比33.67(25.91，45.84) mmol/L]、乳酸脱氢酶[488.21(337.59，692.82) U/L比1 520.68(734.24，2 272.10) U/L]、凝血酶原时间[(12.14±5.89) s比(17.91±6.12) s]、活化部分凝血酶时间[(25.05±6.26) s比(32.38±5.49) s]、纤维蛋白原[(3.79±2.17) g/L比(5.17±3.88) g/L]、D-二聚体[0.92(0.30，1.13) mg/L比1.27(1.01，1.90) mg/L]、24 h尿蛋白定量[(84.05±44.19) mg/(kg·24 h)比(112.18±78.26) mg/(kg·24 h)]、尿沉渣[175.73(79.72，258.66)×10 7/L比160.38(118.68，361.83)×10 7/L]、尿N-乙酰-β-D-葡萄糖苷酶[25.10(18.84，33.02) U/(g·cr)比41.57(29.49，58.61) U/(g·cr)]和尿视黄醇结合蛋白[0.35(0.18，1.33) mg/L比1.05(0.66，1.68) mg/L]水平均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有意义(均 P<0.05)；红细胞计数[(4.51±1.73)×10 9/L比(2.43±1.40)×10 9/L]、血小板[(126.82±78.35)×10 9/L比(85.21±69.38)×10 9/L]、血红蛋白[(118.46±18.27) g/L比(62.36±16.11) g/L]和补体C 3[(0.74±0.39) g/L比(0.58±0.27) g/L]水平均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有意义(均 P<0.05)。儿童D ＋HUS表现为多系统损伤，36例患儿中，发热17例(47.22%)；腹痛、腹泻31例(86.11%)，恶心、呕吐29例(80.56%)；头痛、头晕8例(22.22%)；蛋白尿、血尿36例(100.00%)，肾功能不全34例(94.44%)；皮肤巩膜黄染21例(58.33%)。肾脏病理主要表现为系膜增殖，内皮细胞增殖、肿胀和肾小管刷状缘脱落等，骨髓穿刺示骨髓增生活跃。肾脏B超示86.67%存在双肾肾损伤。 结论:儿童D ＋HUS表现为多系统损伤，消化系统异常是儿童D ＋HUS的最主要诱发因素，且病情凶险，早诊断和积极治疗可改善预后。

目的:分析早发型新生儿败血症(Early-onset neonatal sepsis，EONS)与晚发型新生儿败血症(Late-onset neonatal sepsis，LONS)的临床特点、病原学及转归等，以期早期识别NS，指导合理用药。方法:收集2014年1月至2020年9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新生儿病房的265例NS患儿临床资料。将所有患儿分为EONS组( n＝76)和LONS组( n＝189)。分析两组患儿的一般情况、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病原学分布、治疗及转归情况。采用SPSS 25.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EONS组羊水污染、孕母产前发热、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异常比例均高于LONS组( P<0.05或<0.01)，而LONS组留置经外周插管的中心静脉导管、机械通气、发热、腹胀、血小板计数异常的比例与血清前白蛋白水平均高于EONS组( P<0.05或<0.01)。NS患儿检出革兰阳性菌中表皮葡萄球菌(135/265)、金黄色葡萄球菌(22/265)最多见，革兰阴性菌中大肠埃希菌(13/265)最多见。EONS组和LONS组均检出革兰阳性菌比例最高，分别为85.5%和84.7%，其中主要为凝血酶阴性葡萄球菌中的表皮葡萄球菌。EONS组李斯特菌与链球菌感染比例高于LONS组( P<0.05或<0.01)，LONS组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比例高于EONS组( P<0.01)。EONS组病死率(6.6%)高于LONS组(2.6%)，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围产期羊水污染和产前发热是发生EONS的危险因素，中心静脉导管、机械通气是发生LONS的危险因素。血小板计数异常和血清前白蛋白异常在LONS组多见。EONS和LONS检出菌主要为表皮葡萄球菌。应根据EONS和LONS的差异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