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射干麻黄汤与定喘汤治疗支气管哮喘寒热证候的机制差异.方法 用中药系统药理学数据库与分析平台分别筛选射干麻黄汤与定喘汤中各组成药物的有效成分及作用靶点.通过基因与疾病关联数据库和人类基因信息数据库获取支气管哮喘对应的基因靶点,分别筛选射干麻黄汤与冷哮、定喘汤与热哮的核心作用靶点及成分,并用网络分析在线平台进行网络拓扑分析,通过在R软件中用"org.Hs.eg.db"软件包进行基因本体(GO)与京都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功能富集分析,预测其不同作用机制,并用Autodock Vina软件对核心活性成分和核心靶点进行分子对接技术分析验证.结果 射干麻黄汤药物活性成分130个,定喘汤药物活性成分236个,相同活性成分54个.在与支气管哮喘相关靶点中,射干麻黄汤有52个潜在治疗靶点,定喘汤有45个潜在靶点.GO与KEGG分析显示:射干麻黄汤与定喘汤在血小板活化、脂肪细胞因子信号通路、酒精性肝病、瞬时受体电位通道的炎症介质调节、炎症性肠病、心肌细胞中的肾上腺素能信号、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等信号通路等存在差异.射干麻黄汤中核心化合物鸢尾甲黄素9CI、鸢尾甲黄素A与定喘汤中核心化合物花生四烯酸、甘草查尔酮A等存在差异;定喘汤治疗热哮与射干麻黄汤治疗冷哮药物作用机制在信号转导与转录活化因子3(STAT3)、辣椒素受体(TRPV1)与Ras同源基因(RHO)靶点存在差异.结论 2种中药方剂调节哮喘寒热证候引起的不同分子和生物过程反映了冷哮和热哮2种中医证候之间的生物学差异.

目的 探讨盐酸拉贝洛尔联合低分子肝素对子痫前期患者血管内皮损伤指标和血小板参数的影响.方法 选取2021年3月至2023年3月收治的子痫前期患者108例为对象,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对照组,每组54例.对照组以盐酸拉贝洛尔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低分子肝素治疗.评估2组临床疗效、胎盘血流灌注参数、血管内皮功能、血小板参数、治疗安全性.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0.74％(49/54),高于对照组为74.07％(40/54)(P＜0.05).治疗后,观察组胎盘血流灌注参数血流指数(FI)、血管化指数(VI)、血管化-血流指数(VFI)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观察组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血管内皮素-1(ET-1)低于对照组(P＜0.05),一氧化氮(NO)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观察组血小板聚集指数(PAG)、颗粒膜蛋白-140(GMP-140)、血小板活化因子(PAF)低于对照组(P＜0.05). 2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2.96％(7/54)、9.26％(5/5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o结论 盐酸拉贝洛尔联合低分子肝素对子痫前期患者,增加胎盘血流灌注,改善血管内皮功能,抑制血小板过度活化,安全性良好.

动脉粥样硬化(AS)是一种慢性血管炎性疾病,由内皮细胞损伤激活引起,随后出现脂质代谢异常形成脂质积累、内皮功能障碍,血小板活化、血管炎症反应、钙化和纤维化,触发血管狭窄和炎症途径的激活.补体系统是先天免疫的重要组成部分,补体C1q在AS中发挥着双重作用,在经典途径中C1q激活补体系统促进AS的发展,然而C1q还可以通过减少泡沫细胞的形成、减少巨噬细胞的促炎细胞因子信号和增强巨噬细胞的存活能力等多种机制抑制AS的发展.并且C1q作为动脉粥样硬化的新刺激风险基因,利用C1q相关基因的分子特征开发基因标记,可能有效的诊断和预测AS的发生和进展.本文就补体C1q在AS中发挥的作用及其作为预测AS的基因进行简要综述.

目的 利用蛋白质组学寻找抑制冠心病血瘀证的关键蛋白,并基于核因子(nuclear factoer,NF)-κB炎性信号通路和内皮细胞活化模型验证关键蛋白纤维连接蛋白(fibronectin 1,Fn)对冠心病血瘀证的作用.方法 将冠心病血瘀证组患者和健康组受试者的血清进行相对定量和绝对定量的等比标记(isobaic tag for relative and absolute quantitation,ITRAQ)蛋白质组学分析,将差异蛋白进行GO和KEGG功能富集,从与冠心病密切相关的富集通路中筛选出关键蛋白Fn.利用 60 μg/mL的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idize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oxLDL)构建内皮细胞活化模型,在内皮细胞活化模型中加入 5 μg/cm2、10 μg/cm2、20 μg/cm23个浓度的血浆Fn或敲减内皮细胞来源Fn的方法进行干预.分组为空白组、模型组、对照组、FnEC-KD 组、Fn5 组、Fn10 组、Fn20 组.细胞免疫荧光法和免疫印迹法检测各组 NF-κB 核位移和 NF-κB 蛋白表达水平,ELISA 检测培养上清的细胞间黏附分子(intercell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ICAM)-1、血管细胞黏附分子(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VCAM)-1、前列环素 I-2(Proataglandin-I-2,PGI2)、内皮素的蛋白含量.结果 血清蛋白质组学结果显示健康组和冠心病血瘀证组存在 121 种差异蛋白,51 种血瘀证组下调蛋白集中在补体与凝血级联、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的调节、细胞外基质-受体相互作用途径,70 种血瘀证组上调蛋白集中在补体与凝血级联、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的调节、血小板活化、吞噬体途径.Fn与冠心病密切相关且在血瘀证患者中下调.细胞实验发现各组NF-κB总蛋白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NF-κB 核位移增强,ICAM-1、VCAM-1、内皮素表达上调,PGI2 分泌下调(P<0.05);与模型组比较,Fn5 组、Fn10 组、Fn20 组NF-κB 核位移减弱,VCAM-1、ICAM-1、内皮素分泌下调(P<0.05),PGI2 分泌显著上调(P<0.05);与模型组比较,FnEC-KD 组NF-κB 核位移减弱,VCAM-1、ICAM-1、内皮素表达含量明显降低(P<0.05),PGI2 表达明显增加(P<0.05).结论 血浆Fn抑制内皮细胞活化和功能障碍,内皮细胞来源的Fn促进内皮细胞活化和功能障碍.

目的:检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血清心肌损伤标志物、凝血指标及炎性标志物的表达水平，探讨其在患者预后中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2月1日至3月31日收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COVID-19患者67例，按照病情严重程度分为普通组（ n=20）、重型组（ n=20）及危重组（ n=27），根据患者出院情况将危重组分为治愈（ n=12）和死亡（ n=15）。以患者好转出院或住院期间死亡作为观察终点。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采集患者静脉血并检测其血液中超敏肌钙蛋白I（hs-cTnI）、肌红蛋白（MYO）、肌酸激酶同工酶MB（CK-MB）、N末端B型利钠肽原（NT-proBNP）、D-二聚体、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PT）、纤维蛋白原（FIB）、白细胞计数（WBC）、超敏C反应蛋白（hs-CRP）、铁蛋白水平，比较3组间的水平差异。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COVID-19住院患者死亡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3组患者的红细胞、血小板（PLT）、FIB、血红蛋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普通组、重型组和危重组的WBC、hs-CRP、铁蛋白、PT、APPT及D-二聚体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危重组高于重型组和普通组（ P<0.05）。危重组患者NT-proBNP、CK-MB、MYO、hs-cTnI明显高于普通组及重型组，且危重型组中死亡患者NT-proBNP、CK-MB、MYO、hs-cTnI高于治愈患者（ P均 <0.05）。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s-cTnI（ OR=1.053，95% CI 1.010~1.098， P=0.016）、D-二聚体（ OR=1.253，95% CI 1.026~1.531， P=0.005）是COVID-19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COVID-19危重型患者在入院治疗过程中伴随着凝血功能障碍及炎症因子的升高并且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肌损伤，hs-cTnI、D-二聚体升高是COVID-19危重型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研究影响儿童肾综合征出血热预后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择2014年7月至2021年12月于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临床诊断肾综合征出血热182例患儿为研究对象，将重型、危重型患儿作为观察组(24例)，轻型、中型患儿作为对照组(158例)。收集患儿的人口学、流行病学资料及入院8 h内的相关临床检验结果，以入院28 d死亡为主要结局，肾功能衰竭、肺水肿为次要结局，观察两组临床检验指标的差异，对可能的危险因素行二元Logistic回归后，根据ROC曲线判断不同结局预测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两组之间年龄、性别、BMI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肺水肿、肾衰竭、休克等并发症发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对照组与观察组比较，凝血功能指标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134 ± 21)s比(164 ± 34)s]、D-二聚体[(6.31 ± 3.20)mg/L比(12.43 ± 5.67)mg/L]、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on Willebrand factor，vWF) [(352 ± 45)μg/L比(465 ± 103)μg/L]、血小板(platelets，PLT)[(87 ± 35)×10 9/L比(45 ± 24)×10 9/L]、乳酸(lactate，Lac)[(2.6 ± 1.1)mmol/L比(6.0±2.0)mmol/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淋巴细胞特征分析指标淋巴细胞[(2 749 ± 686)×10 6/L比(2 374 ± 851)×10 6/L]、CD3 +[(1 821 ± 487)×10 6/L比(1 065 ± 539)×10 6/L]、CD4 +/CD8 + (1.65 ± 0.73)比(1.00 ± 0.25)、CD19 +[(559 ± 105)×10 6/L比(487 ± 133)×10 6/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炎症反应指标血清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22 ± 15)ng/L比(56 ± 21)ng/L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观察组应用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呼吸机辅助通气、血管活性药物等治疗措施比率升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对纳入指标行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以死亡为主要结局，发现Lac、CD8 +、D-二聚体、vWF、PCT升高与患儿死亡率相关，是死亡的危险因素，PLT、CD4 +/CD8 +为保护性因素；以肾功能衰竭、肺水肿为次要结局，发现CD8 +、D-二聚体、Lac、PCT是引起次要结局的危险因素。危险因素联合预测模型行ROC曲线分析，主要结局变量相关危险因素预测模型的敏感度为77.91%、特异度为81.22%、AUC 0.769；次要结局变量相关危险因素预测模型的敏感度为87.61%、特异度为77.59%、AUC 0.891。 结论:CD8 +、D-二聚体、Lac、PCT、vWF等指标联合对儿童肾综合征出血热不良预后具有良好的预测性。

目的:对比猪膀胱脱细胞基质(UBM)和猪脱细胞真皮基质(ADM)对糖尿病小鼠全层皮肤缺损创面促愈合效果的差异。方法:将36只10周龄雄性2型糖尿病BKS db/db小鼠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UBM组和ADM组，每组18只，术前非空腹血糖物质的量浓度大于16.6 mmol/L，于每只小鼠背部制作直径6 mm圆形全层皮肤缺损创面，相应植入猪UBM和猪ADM支架。术后即刻及7、14、28 d，行创面大体观察。术后7、14和28 d，每组各取小鼠6只计算创面上皮化率，计算后处死相应小鼠，取创面组织制作切片。收集2组小鼠术后7与14 d各6张切片行苏木精-伊红(HE)染色、术后7与28 d各6张切片行Masson染色，观察组织病理学变化及支架降解情况。收集2组小鼠术后7、14 d各24张切片，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和CD31阳性表达量，以分别反映肌成纤维细胞(Fb)、新生血管生长情况；观察巨噬细胞的分布和活化。取2组小鼠术后7、14 d创面组织，采用实时荧光定量反转录PCR法检测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FGF-2)、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DGF)、转化生长因子β 1(TGF-β 1)mRNA含量。上述指标每组各时间点样本数为6。对数据行析因设计方差分析、 t检验及Bonferroni校正。 结果:(1)大体观察显示，UBM组小鼠创面术后大部分时间点与UBM支架融合佳，ADM组小鼠创面术后大部分时间点与ADM支架融合差；术后28 d，ADM组小鼠创面支架表面部分区域仍未形成表皮，UBM组小鼠创面完全上皮化。术后7、14和28 d，UBM组小鼠创面上皮化率分别为(22.4±6.4)%、(68.6±12.4)%、100.0%，均明显高于ADM组[(4.5±2.2)%、(23.6±4.6)%、(64.2±13.2)%， t＝7.427、9.665、7.655， P<0.01]。(2)HE染色和Masson染色显示，术后7 d，UBM组小鼠创面支架出现大量细胞；术后14 d，细胞占据UBM支架的全部区域；术后28 d，创面形成与正常皮肤结构类似的真皮组织，并且UBM支架原有的纤维形态消失。术后7 d，ADM组小鼠创面支架内部仅出现少量细胞；术后14 d，细胞散布于ADM支架之中；术后28 d，ADM支架原有粗大的胶原纤维形态仍清晰可见。(3)术后7 d，UBM组小鼠创面支架底层出现大量聚集的肌Fb，出现新生血管；术后14 d，UBM支架上层出现均匀分布的肌Fb、新生血管，并且大部分血管实现灌注。术后7、14 d，ADM组小鼠创面支架中仅散在分布肌Fb，无或少量未明显灌注的新生管腔结构。术后7、14 d，UBM组小鼠创面支架中α-SMA阳性表达量明显高于ADM组( t＝25.340、6.651, P<0.01)，CD31阳性表达量也明显高于ADM组( t＝34.225、10.581, P<0.01)。(4)术后7 d，UBM组小鼠创面支架底层出现大量巨噬细胞；术后14 d，巨噬细胞迁入UBM支架内部，发生M2型极化、无M1型极化。术后7 d，ADM组小鼠创面支架底部出现少量巨噬细胞；术后14 d，ADM支架内部巨噬细胞稀少，未发生M2型或M1型极化。(5)术后7、14 d，UBM组小鼠创面组织中FGF-2、VEGF、PDGF和TGF-β 1的mRNA表达量均明显高于ADM组( t＝7.007、14.770、10.670、8.939，7.174、7.770、4.374、4.501, P<0.01)。 结论:猪UBM支架通过诱导肌Fb和巨噬细胞迁入、促血管新生与促愈合生长因子的表达，促进糖尿病小鼠全层皮肤缺损创面的修复和真皮重建，效果优于猪ADM。

目的:探讨肝硬化失代偿期门静脉高压患者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IPS）后血浆脂多糖（LPS）浓度变化及其对血小板释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和血小板反应蛋白（TSP）-1的影响。方法:纳入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患者169例，其中81例接受TIPS治疗。检测不同Child-Pugh分级患者外周血浆LPS、VEGF及TSP-1浓度。在体外将正常人血小板与不同浓度LPS预孵育并使用胶原刺激后，检测血小板活化标志物（PAC-1）表达率以及释放VEGF和TSP-1浓度。检测TIPS患者术前术后血小板PAC-1表达率以及外周血浆LPS、VEGF和TSP-1浓度。分析TIPS术后患者血浆LPS、VEGF及TSP-1浓度变化与Child-Pugh评分变化的关系。据资料不同用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或Pearson rho分析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Child-Pugh C级患者血浆LPS及TSP-1浓度均显著高于A、B级，但血浆VEGF浓度显著低于A、B级（ P值均< 0.01）。体外实验显示LPS浓度越高，血小板PAC-1表达率越高，上清液TSP-1浓度越高，但上清液VEGF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IPS术后患者门静脉压力及血小板活化程度均显著下降（ P值均< 0.01）；术后血浆LPS及TSP-1水平持续显著下降，VEGF水平持续显著上升，而且血浆LPS浓度与TSP-1浓度呈正相关（ r = 0.506， P < 0.001），与VEGF浓度呈负相关（ r = -0.167， P = 0.010）。TIPS术后Child-Pugh评分变化幅度与血浆VEGF浓度变化幅度呈负相关（ r = -0.297， P = 0.016），与血浆TSP-1浓度变化幅度呈正相关（ r = 0.145， P = 0.031）。 结论:肝硬化门静脉高压TIPS术后门静脉梯度压力及血浆LPS浓度下降，相应血小板活化下降，若血小板释放TSP-1越少、释放VEGF越多，则有可能减少由门静脉血分流导致的肝功能损伤。

基因治疗是一种颇具临床应用前景的血友病A(HA)治疗方法，人体内有多种细胞可作为基因治疗HA的靶细胞。为克服靶向肝细胞基因治疗HA的缺陷，研究者们开发了靶向血小板表达FⅧ的基因治疗策略。该策略应用不同的血小板特异性启动子，从而实现靶向血小板的FⅧ表达，常用启动子包括血小板糖蛋白αⅡb启动子，血小板糖蛋白Ⅰb启动子，血小板因子4启动子等。该策略主要具有如下优势。首先，大量FⅧ在需要止血的损伤局部聚集，促进止血并激活凝血反应。其次，FⅧ储藏在血小板的α颗粒内，极大地降低了FⅧ在血液循环中的暴露时间，减少了自身抗体的产生，以及FⅧ和自身抗体的接触机会。笔者拟就近年来靶向血小板表达FⅧ基因治疗HA的新进展进行总结。

肝硬化并发症的管理是改善肝硬化患者临床结局的重要措施。临床医师除了关注常见或危急并发症外，也需要关注血小板减少症、门静脉血栓(PVT)形成等并发症，才能为肝硬化患者提供完整的病情评估和全面的治疗。为此，本期执行主编徐小元教授组织了重视肝硬化"易被忽视"并发症的重点，并对肝硬化"易被忽视"并发症的诊治现状进行了评述（徐京杭等，第481 ~ 483页）。PVT是肝硬化较常见的并发症，丁惠国教授等系统地分析了Janus激酶/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子信号通路活化、血管性血友病因子表达增加、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三甲胺-N-氧化物在肝硬化PVT形成中的作用，指出它们可能是肝硬化性PVT防治的新靶点（王宇威等，第484 ~ 488页）。肝硬化并发血小板减少症（TCP）可引起患者的出血风险增加和侵入性操作后的高出血风险，关玉娟教授等总结了肝硬化并发TCP的主要机制以及相应的临床管理策略（李剑萍等，第489 ~ 492页）。低白蛋白血症是失代偿期肝硬化的重要临床特征之一，其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对于其正常生理作用至关重要，由此提出了"有效白蛋白浓度"的概念。谢雯教授等介绍了有效白蛋白的检测方法及其最新检测技术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和电子顺磁共振的原理及其在有效白蛋白检测中应用的新进展（李梦琪等，第493 ~ 4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