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轴突导向因子(Netrin)-1不仅在神经系统中发挥作用,而且在多种组织器官和不同类型疾病中异常表达并可能参与发病过程.大量研究表明它具有抑制细胞凋亡、促进血管再生、调控炎症反应等重要的生物学功能.因此,它已成为临床疾病研究的热点.现对其在临床疾病组织中的表达改变与相关生物学研究,以及它在患者外周血等体液中的水平变化进行综述,以探讨其作为临床疾病的机制性分子、治疗靶点、生物标志物方面的潜在研究价值,为临床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阐明牙龈卟啉单胞菌(Pg)诱导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细胞发生上皮间质转化(EMT)的分子机制.方法:KEGG分析Pg诱导的ESCC差异表达基因富集的生物学通路,WB和/或免疫荧光法检测Pg诱导的ESCC细胞中糖蛋白A重复优势蛋白(GARP)、TGF-β、pSMAD/SMAD、Snail、Oct4和EMT相关分子表达的变化,ELISA检测TGF-β1水平的变化,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ESCC组织中GARP和TGF-β1的表达规律,Transwell实验和动物实验验证Pg对ESCC的促进作用.结果:ESCC细胞感染Pg后,TGF-β、Hippo、PI3K/Akt等信号通路被激活;Pg感染刺激ESCC细胞分泌总TGF-β1和活性TFG-β1的水平升高(均P<0.01),使SMAD2/3磷酸化并发生核转位,诱导N-cadherin、Snail、Oct4等蛋白表达升高、E-cadherin蛋白表达降低,由此促进ESCC细胞的迁移、侵袭和裸鼠皮下移植瘤的生长(均P<0.01).在ESCC细胞中沉默GARP表达后,逆转了Pg所诱导的上述ESCC细胞表型变化.Pg丰度高的ESCC组织中TGF-β1 和GARP蛋白表达高于低丰度的ESCC组织,且Pg丰度与TGF-β1、GARP表达存在正向关联(P=0.001 5).结论:Pg通过GARP激活TGF-β/SMAD轴促进ESCC细胞发生EMT,进而促进ESCC细胞的迁移、侵袭和生长,清除Pg或阻断TGF-β信号转导则可阻断上述Pg对ESCC的促进作用.

目的 使用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DKI)观察全面发育迟缓(GDD)患儿大脑微结构的变化特点.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纳入 2020 年 9 月—2023 年 3 月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34 例GDD患儿(实验组)和 34 例正常发育儿童(对照组),收集其DKI和临床资料,经后处理得到DKI参数,包括各向异性分数、平均峰度(MK)、轴向峰度和径向峰度(Kr),比较两组各感兴趣区中不同参数的差异,将DKI参数与Gesell 发育量表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DKI参数的诊断效能.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GDD组半卵圆中心的MK值降低(Z=-2.723,P<0.01),丘脑的MK值和Kr值均降低(t/Z=-3.220、-3.128,P均<0.01),内囊前肢和后肢的MK值、轴向峰度值均降低(t/Z=-2.958、-2.573、-2.085、-2.403,P均<0.05),内囊前肢的Kr值降低(t=-2.155,P<0.05),额叶白质的MK值和Kr值均降低(Z=-2.177、-2.711,P均<0.05).相关性分析发现,内囊前肢的MK值、Kr值和内囊后肢的MK值与大运动能区得分呈正相关(r=0.379、0.378、0.405,P均<0.05),内囊后肢的MK值与精细动作能区得分呈正相关(r=0.461,P=0.006).丘脑的Kr值诊断GDD的曲线下面积最大,为 0.721.结论 GDD患儿存在大脑微结构的改变,DKI对其诊断具有一定的价值.

目的 采用扩散峰度成像(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DKI)研究急性轻度创伤性脑损伤(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mTBI)患者脑白质微结构的变化特点,探讨DKI在mTBI患者的临床应用价值.材料与方法 分析2018年1月至12月于我院就诊的27例mTBI患者和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相匹配的27例健康志愿者的临床及DKI影像数据,采用基于纤维束示踪的空间统计分析(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TBSS)方法分析mTBI组和对照组存在差异的脑区及其各向异性分数(fractional anisotropy,FA)值、平均峰度(mean kurtosis,MK)值、轴向峰度(axial kurtosis,AK)值、径向峰度(radial kurtosis,RK)值、峰度各向异性(kurtosis fractional anisotropy,KFA)值.结果 mTBI组左侧上纵束-颞叶部FA值(0.450±0.048)低于对照组(0.480±0.028,t=-2.253,P=0.0285);mTBI组胼胝体辐射线枕部AK值(0.68±0.05)低于对照组(0.72±0.05,t=-2.407,P=0.0197);mTBI组右侧扣带束海马部RK值(0.89±0.15)低于对照组(0.99±0.18,t=-2.044,P=0.0460);mTBI组右侧丘脑前辐射、右侧扣带束的扣带皮层部、右侧下额枕束、右侧下纵束、右侧上纵束-颞叶部KFA值[(0.49±0.19)、(0.50±0.32)、(0.48±0.30)、(0.49±0.03)、(0.54±0.59)]均低于对照组[(0.51±0.13)、(0.52±0.20)、(0.50±0.02)、(0.51±0.26)、(0.57±0.46),t=-2.15、-2.95、-2.37、-2.38、-2.25,P均<0.05];mTBI组MK值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DKI参数可作为评估急性mTBI患者脑白质改变的神经影像生物标志物,可揭示脑白质微结构的微小变化.

目的：:观察儿童配戴多焦点角膜接触镜前后角膜屈光力分布情况，并分析戴镜后角膜屈光力与眼轴增长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系列病例研究。收集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杭州院区视光诊疗中心就诊行多焦点角膜接触镜验配并完成1年随访的8～14岁儿童20例（40眼）。使用Medmont测量双眼戴镜前及戴镜30 min后角膜形态，手动收集角膜各位点上的切向屈光力。收集角膜4个轴方向（鼻侧：N；颞侧：T；上方：S；下方：I）及中央处角膜屈光力。4个方位均为距离角膜顶点1～3.5 mm范围，以0.5 mm为间隔，记录为N/T/S/I（1/1.5/2/2.5/3/3.5）；同时收集戴镜后4个方位角膜最大屈光力值及角膜顶点处屈光力，并收集同样位置戴镜前角膜屈光力值，记录为N/T/S/I（max）。将各位点角膜屈光力与角膜顶点屈光力的差值定义为相对周边屈光力，角膜最大屈光力值与角膜顶点屈光力差值定义为相对最大屈光力。使用IOLMaster测量初始及戴镜1年后双眼眼轴长度。使用线性回归分析角膜相对最大屈光力值及其改变量与眼轴改变量的相关性。结果：:角膜周边各位点屈光力较中央屈光力弱。戴镜后水平方向上，除了N2.5、N3及N3.5之外的位点，其余位点相对周边屈光力显著增加；垂直方向上，除了S3、S3.5及I3.5之外的位点，其余位点相对周边屈光力显著增加。配戴多焦点角膜接触镜1年后，眼轴增长（0.28±0.21）mm。戴镜后角膜相对最大屈光力较戴镜前显著增加，其中初始年龄及等效球镜度（ OR=0.393， F=3.447， P=0.042）、戴镜前后Imax改变量（ OR=0.157， F=7.057， P=0.011）及戴镜后相对Imax（ OR=0.108， F=4.583， P=0.039）对眼轴增长有显著影响。 结论：:配戴多焦点角膜接触镜后，由相对周边正屈光力朝正屈光力改变。除年龄及等效球镜度外，戴镜后下方角膜相对最大屈光力及戴镜前后相对最大屈光力改变量对眼轴增长有显著影响，推测与戴镜后显著减少眼球相对周边远视离焦量相关。

目的:探讨弥散峰度成像（DKI）在新生儿轻度局灶性白质损伤（PWMLs）局部脑白质微结构变化量化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2年9月—2018年6月经MR检查有轻度PWMLs的33例新生儿为PWMLs组，出生日龄3~28 d，男22例、女11例；同时，匹配同期接受MR检查颅脑未见异常的33例新生儿为对照组，出生日龄3~24 d，男16例、女17例。观察指标：（1）通过DKI与弥散张量成像（DTI）的参量图评估轻度PWMLs病例的检出率；（2）比较PWMLs组病灶局部区域、病灶镜像区域，以及对照组相应白质区域各参量间的差异。结果:（1）2组新生儿胎龄、矫正胎龄、出生体质量及合并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2）DKI参量图对轻度PWMLs的病例检出率为51.5%~78.8%，高于DTI参量图的病例检出率（39.4%~42.4%）。（3）与病灶镜像区域及对照组相应白质区域相比，轻度PWMLs区域径向弥散峰度、垂直弥散峰度、平均弥散峰度和轴突水分数均升高，分别为0.3（0.2，0.4）、0.3（0.3，0.4）、0.3（0.2，0.4）、0.1（0.1，0.2），病灶镜像区域分别为0.2（0.2，0.3）、0.2（0.2，0.3）、0.2（0.2，0.2）、0.1（0.1，0.1），对照组相应白质区域分别为0.2（0.2，0.3）、0.2（0.2，0.3）、0.2（0.1，0.2）、0.1（0.1，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轴突内弥散率张量和轴突外垂直弥散率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而部分各向异性、径向弥散张量、垂直弥散张量、平均弥散张量及轴突外径向弥散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DKI对新生儿轻度PWMLs的量化评估明显优于DTI，可揭示轻度损伤所致的脑白质微结构变化。

目的:基于上海先进质子放疗设备（SAPT）水平固定束，利用开源剂量计算引擎搭建质子放疗独立剂量计算平台并验证该平台的准确性。方法:通过测量SAPT水平固定束的绝对积分深度剂量以及空气中束斑大小，并结合蒙特卡洛模拟得到水中束斑大小增量，笔形束参数与剂量计算引擎相结合，搭建了适用于该水平固定束的剂量计算平台。计算平台精确性的验证主要通过绝对剂量验证和相对剂量验证实现。绝对剂量验证主要是比较单个立方体计划射野中心轴线上不同深度计算值和实测值的点对点误差。相对剂量验证主要是比较计算值和实测值的横向一维及二维相对剂量分布。同时，对单高斯束斑模型和双高斯束斑模型的精确性进行比较。结果:计算值和实测值的点对点绝对剂量偏差在2%以内。3个立方体在中心深度的二维平面相对剂量分布的计算值与实测值的20%~80%半影宽度及半高全宽的偏差分别在1、2 mm以内。3个立方体计划及2个临床病例在中心深度的二维平面相对剂量分布的实测值与计算值的二维γ通过率（3 mm/3%）均>95%。双高斯束斑模型在剂量梯度变化较大或者射程较大的计划中相较于单高斯束斑模型计算得更准确。结论:独立剂量计算平台的精确度能满足临床要求，可利用此平台研究其他剂量相关的问题。

目的:分析脑膜瘤切除术患者手术前后脑白质微结构变化与术后早期认知功能的相关性。方法:前瞻性纳入2022年4月至2023年4月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行首次脑膜瘤切除术的17例患者为观察组，男5例，女12例，年龄（56.4±7.3）岁。另纳入同期15例年龄和教育相匹配的脑肿瘤患者为对照组，男5例，女10例，年龄（55.2±8.0）岁。观察组患者分别在术前1 d、术后1 d、术后 3~4 d内进行神经心理学测试（neuropsychological tests，NST），主要包括听觉词语学习测验-华山版（AVLT-H）、蒙特利尔认知评估基本量表（MoCA-B）、画钟测验（CDT-30）、形状连线测验 B（STT-B）及动物语言流畅性测试（AFT）；并在术前1 d及术后3~4 d进行MRI扫描，采集弥散张量成像（DTI）图像。对照组患者在入院后1、3、6 d进行相同的NST评估，以校正重复NST的学习效应。采用基于纤维束的空间统计分析（TBSS）技术评估手术后全脑脑白质微结构的组水平变化，包括各向异性指数（FA）、平均弥散系数（MD）、轴向弥散系数（AD）和径向弥散系数（RD）的变化，然后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DTI指标与认知功能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校正学习效应后，观察组患者手术后AVLT-H（R）、MoCA-B及CDT-30评分下降，STT-B评估时间延长，围手术期差值分别为-0.78（95% CI：-3.28~-0.28）分、-2.22（95% CI：-4.22~-0.72）分、-2.74（95% CI：-5.29~-0.19）分、61.49（95% CI：5.71~117.27）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基于DTI 数据的TBSS组水平分析提示脑膜瘤患者麻醉手术后右侧小脑上脚、左侧内囊后肢及胼胝体膝部FA降低，左侧前放射冠RD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FWE<0.05）。线性相关分析发现胼胝体膝部和右侧小脑上脚的围手术期FA降低值与校正学习效应后的AVLT-H（L）的围手术期下降值呈正相关（ r=0.72，0.52，均 PFWE<0.05）。 结论:脑膜瘤切除术患者存在术后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基于DTI 数据的胼胝体膝部和右侧小脑上脚的围手术期FA降低值与校正学习效应后的AVLT-H（L）的围手术期下降值呈正相关。

目的:探讨不同强度光照对豚鼠屈光发育和形觉剥夺性近视(FDM)的影响。方法:选取健康3周龄三色豚鼠108只，分为FDM豚鼠群54只和正常屈光发育豚鼠群54只，分别采用不透明面罩法制作单眼近视模型和双眼均不遮盖处理。采用随机数表法将FDM豚鼠和正常屈光发育豚鼠分别分为低强度光照组、正常强度光照组和高强度光照组，各组分别在20、300和5 000 lx环境中连续饲养6周，每天12 h光照/12 h黑暗。各组豚鼠每2周进行眼参数生物学测量并进行比较，采用眼科A型超声诊断仪测量豚鼠眼轴长度(AL)，AL定义为角膜顶点到视网膜黄斑区的距离；采用检影法测定各组豚鼠扩瞳后的屈光度。计算各组豚鼠AL和屈光度变化量，变化量定义为光照各时间点测量值与光照前的差值。结果:正常屈光发育豚鼠不同强度光照组AL值组间总体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组别＝0.365， P＝0.697)，各组豚鼠AL随着光照时间的延长而显著延长，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时间＝353.750， P<0.001)。正常屈光发育豚鼠不同强度光照组间屈光度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组别＝3.576， P＝0.034)，其中高强度光照组豚鼠光照4周屈光度为(+2.75±2.15)D，大于低强度光照组的(+0.41±3.07)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FDM豚鼠不同强度光照组AL值和屈光度值总体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F组别＝0.105， P＝0.900； F组别＝0.973， P＝0.387)，光照不同时间AL和屈光度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时间＝408.302、27.407，均 P<0.001)，其中低强度光照组光照2周FDM眼屈光度为(+2.35±1.95)D，大于光照前的(+1.90±0.97)D，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正常屈光发育豚鼠高强度光照组AL最短，且变化量最小；FDM豚鼠低强度光照组光照2周屈光度变化量明显小于正常强度光照组，产生短暂性远视漂移。 结论:高强度光照可减缓正常屈光发育豚鼠屈光度向近视漂移；低强度光照有延缓FDM进展的趋势，光照2周屈光度出现短暂性远视漂移。

目的:探究miR-29a-3p/ SGMS2轴对人类卵巢颗粒样肿瘤细胞系（human ovarian granulosa-like tumor cell line，KGN）炎症反应的调控机制。 方法:通过构建并验证过表达和敲低miR-29a-3p及 SGMS2转染KGN细胞模型，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检测 miR-29a-3p与 SGMS2的结合；MTT法检测各组细胞的增殖；免疫荧光法观察增殖细胞核抗原（proliferating cell nuclear antigen，PCNA）和Ki67蛋白荧光强度；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细胞上清液中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介素（interleukin，IL）-6、IL-1β和鞘磷脂的表达；Western blotting检测细胞中Caspase-3、cleaved-Caspase-3、 SGMS2和p-p65蛋白表达。 结果:miR-29a-3p与 SGMS2之间存在位点结合，且能够负向调控 SGMS2的表达水平。KGN细胞中过表达 SGMS2能够增高其吸光度值（ P=0.007），并增强其PCNA和Ki67蛋白的免疫荧光强度（均 P<0.001）；过表达 SGMS2能够降低KGN细胞的凋亡率（ P=0.001），升高炎症因子TNF-α、IL-6、IL-1β和鞘磷脂的表达水平（均 P<0.001）。过表达 SGMS2时KGN细胞中cleaved-Caspase-3、p-p65和 SGMS2蛋白表达量升高（ P=0.001， P<0.001， P<0.001）。而敲低 SGMS2时，以上结果具有与过表达 SGMS2相反的变化趋势。 结论:miR-29a-3p与 SGMS2之间存在靶向负向调节关系， SGMS2能够促进KGN细胞的炎症反应，可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妇科内分泌疾病的治疗提供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