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从铜死亡及其关键调控因子铁氧还原蛋白(FDX1)表达探讨乳脂球表皮生长因子8(MFG-E8)减轻肺移植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机制。方法:健康雄性SD大鼠50只，随机分为移植组、对照组和MFG-E8组，改良袖套法建立大鼠左肺移植模型。MFG-E8组受体大鼠术前30 min经尾静脉注射rhMFG-E8 20 μg/kg，对照组和移植组受体鼠尾静脉注射同等量生理盐水。肺移植再灌注3 h后阻断右肺门5 min，全自动血气分析检测仪检测动脉血中氧分压(PaO 2)和二氧化碳分压(PaCO 2)。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察移植肺组织显微病理改变，组织髓过氧化物酶(MPO)试剂盒检测移植肺MPO活力，原位末端标记(TUNEL)法检测肺细胞凋亡，蛋白免疫印迹(Western blot)法检测肺组织铜蓝蛋白(CER)和铜死亡相关蛋白FDX1表达。组间比较使用 t检验，多组比较采取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再灌注3 h后，HE染色可见移植组肺泡结构破坏明显、肺水肿伴大量炎性细胞浸润；MFG-E8组肺泡结构基本完整，炎性反应明显减轻，仅少量炎性细胞浸润。再灌注3 h后，MFG-E8组动脉PaO 2/FiO 2显著高于移植组[(264.65±47.23) mmHg比(208.36±32.45) mmHg，1 mmHg＝0.133 kPa， t＝3.106， P<0.05]，肺组织MPO活力和细胞凋亡指数均明显低于移植组[(0.75±0.13) U/g prot比(0.98±0.17) U/g prot， t＝3.399， P<0.05；(25.21±5.68)%比(34.16±4.75)%， t＝3.822， P<0.05]。移植组大鼠肺组织FDX1蛋白水平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0.52±0.18比0.29±0.14， t＝3.190， P<0.05)；MFG-E8组大鼠肺组织FDX1蛋白水平表达显著低于移植组(0.37±0.12比0.52±0.18， t＝2.193， P<0.05)；移植组大鼠肺组织CER蛋白水平表达低于对照组(0.26±0.11比0.32±0.14， t＝1.066， P>0.05)，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FG-E8组大鼠肺组织CER蛋白水平高于移植组(0.33±0.15比0.26±0.11， t＝1.190， P>0.05)，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MFG-E8可能通过抑制氧化应激和铜死亡相关蛋白FDX1表达发挥抗肺移植缺血再灌注损伤作用。

患者中年女性，有肝硬化病史，以“肢体不自主舞动6 d”起病，先后就诊于多家医院，诊断为肝性脑病。经完善血清铜蓝蛋白，角膜色素环、ATP7B基因检测等检查后确诊为肝豆状核变性。提示对不明原因的肝损害、肝硬化以及神经精神症状患者应警惕肝豆状核变性的可能。

目的:基于生物信息学分析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状态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影响，以期揭示COPD状态对非小细胞肺癌的影响。方法:从癌症基因组图谱数据库中下载161例肺癌患者的相关信息并根据病理类型与肺功能结果进行分组。在同一病理下，比较有无COPD的两组的差异。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和基因本体论(GO)分析用于功能富集分析，进行加权共表达网络分析(WGCNA)并构建蛋白互作网络(PPI)筛选核心枢纽基因。所有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本研究纳入了161例肺癌患者的样本数据。有、无COPD在临床特征、体细胞基因突变频率以及免疫细胞浸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鳞癌及腺癌中，COPD组别中大量代谢有关通路上调，而细胞趋化能力的调节等通路下调。后续WGCNA及PPI分析鉴定出钠离子通道α2亚基(SCN2A)、富酪蛋白(STATH)、细胞色素P450家族成员(CYP1A2及CYP1B1)、γ-氨基丁酸A型受体亚基(GABRA1)紧密连接蛋白17 (CLDN17)、调节突触膜胞吐蛋白1 (RIMS1)、维生素D结合蛋白(GC)以及血浆铜蓝蛋白(CP)可能是潜在枢纽基因。只有在腺癌中，COPD组的患者年龄组成比率上[<60岁：80.8%(21/26)；>60岁：19.2%(5/26)]相比无COPD组[<60岁：56.1%(32/57)；>60岁：43.9%(25/57)]，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693， P<0.05)。 结论:COPD状态对肺癌的预后，体细胞突变等无贡献，并提出9个潜在的COPD型肺癌关键枢纽基因。

目的:分析血清铜蓝蛋白(Ceruloplasmin，CP)水平评估慢加急性乙型肝炎肝衰竭(Hepatitis B virus-related 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HBV-ACLF)患者30 d预后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8年3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住院的1 751例HBV-ACLF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30 d的生存状况将患者分为生存组( n＝1 220)和死亡组(肝移植患者归入死亡组， n＝531)。采用Cox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HBV-ACLF患者30 d预后的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评估CP对HBV-ACLF患者30 d预后的预测价值，并按CP临界值将患者分为两组，采用Log-rank法对两组进行生存曲线分析。 结果:Cox风险回归结果显示，CP、血清白蛋白、甲胎蛋白为HBV-ACLF患者30 d天预后的独立保护因素( P<0.05或<0.01)，而年龄、血白细胞、天冬氨酸转氨酶、总胆红素、国际标准化比值、血肌酐、HBV DNA、肝肾综合征及肝性脑病为HBV-ACLF患者30 d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1)。CP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570(95% CI 0.540～0.599， P<0.01)，MELD评分和MELD-Na评分的AUC分别为0.783(95% CI 0.759～0.807， P<0.01)和0.774(95% CI 0.750～0.798， P<0.01)。与MELD评分、MELD-Na评分相比，单因素CP预测HBV-ACLF患者30 d预后的价值较低( P<0.01)。CP预测HBV-ACLF患者30 d预后的临界值为0.173 g/L，其敏感度为69.4%，特异度为41.6%，按临界值将患者分为<0.173 g/L组和≥0.173 g/L组。<0.173 g/L组患者的30 d累积生存率低于≥0.173 g/L组( χ2＝17.75， P<0.01)。 结论:血清CP水平对于预测HBV-ACLF患者30 d预后具有一定价值。

目的:探讨肝豆状核变性（HLD）患者严重肝病表型的临床和遗传特征及其预测模型。方法:以1989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确诊的HLD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受累器官进行临床分型，将有肝病表型者归于肝病组并进一步分为严重肝病组和普通肝病组。比较各组患者临床特征及基因变异，多元回归分析严重肝病患者的预测指标。据资料不同采用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或 χ2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159例HLD患者中肝病组142例（其中严重肝病组34例，普通肝病组108例），脑病组17例，肝病组和脑病组发病的中位数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2.6（7.0，13.3）岁对16.9（11.0，21.5）岁， P<0.01]。83例有基因检测结果的患者累计发现156个 ATP7B基因突变位点，其中54例携带p.Arg778Leu基因突变（等位基因频率46.2%）。与其他类型基因突变患者（ n = 65）相比，p.Arg778Leu纯合突变患者（ n = 18）血液铜蓝蛋白和白蛋白水平更低，预后指数和Child-Pugh评分、国际标准化比值更高，凝血酶原时间更长（ P值均<0.05）。严重肝病组溶血性贫血、角膜K-F环、p.Arg778Leu纯合突变、以及多项实验室指标与普通肝病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严重肝病的预测因素为p.Arg778Leu纯合突变、总胆红素、胆汁酸（ OR分别为16.512、1.022、1.021，95% CI分别为1.204～226.425、1.005～1.039、1.006～1.037， P值均<0.05），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的界值为0.215 3，曲线下面积为0.953 2，灵敏度为90.91%，特异度为92.42%。 结论:HLD患者肝病表型常见且起病早，总胆红素、胆汁酸、 ATP7B基因的p.Arg778Leu纯合突变与HLD患者肝病严重程度相关，有助于预测严重肝病发生风险。

目的:对一例疑诊Menkes病患儿进行临床和遗传学分析。方法:提取患儿及其父母基因组DNA，行家系全外显子测序及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检测ATP7A基因微重复、缺失，对疑似致病变异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并对患儿及其父母行一代测序验证变异位点。结果:在受检者ATP7A基因发现c.1870-13T>G的核苷酸变异，为新发剪切变异。结论:该患儿为ATP7A基因c.1870-13T>G变异而导致Menkes病，家系全外显子测序为表型异质性强的遗传性疾病提供了有力工具。

目的:检测双硫仑/铜复合物(DSF/Cu)联合多柔比星对人肝癌细胞HepG2增殖和凋亡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制。方法:以浓度5.000、2.500、1.250、0.625、0.313、0.156、0.078、0.039、0.019、0.009 μmol/L的多柔比星及相同浓度梯度的DSF/Cu(Cu 2＋固定浓度1 μmol/L)分别处理HepG2细胞，噻唑蓝(MTT)法计算多柔比星和DSF/Cu对HepG2细胞的半抑制浓度(IC 50)。以上述浓度梯度的多柔比星单独及联合0.15 μmol/L的DSF/Cu处理HepG2细胞，MTT法分析单用多柔比星及联合DSF/Cu对HepG2细胞增殖的影响，CompuSyn软件计算两药作用的联合指数(CI)。将HepG2肝癌细胞分为未处理组(不添加任何药物)、二甲基亚砜(DMSO)处理组(仅加入与DSF/Cu处理组等量的DMSO)、DSF/Cu处理组(IC 50浓度的DSF/Cu处理)、多柔比星处理组(IC 50浓度的多柔比星处理)、多柔比星＋DSF/Cu处理组(IC 50浓度的多柔比星及DSF/Cu联合处理)，以流式细胞技术检测各组HepG2肝癌细胞中ALDH ＋细胞数量的改变，干细胞成球实验检测各组HepG2肝癌细胞成瘤性的改变，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各组HepG2肝癌细胞中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性别决定区Y框蛋白9(SOX9)、c-Myc、LC3-Ⅱ/Ⅰ和裂解的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cleaved PARP)蛋白的表达。组间两两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组间多个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多柔比星和DSF/Cu对HepG2肝癌细胞作用48 h的IC 50分别为0.869 8、0.553 8 μmol/L。多柔比星联合0.15 μmol/L的DSF/Cu对HepG2肝癌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明显强于单用多柔比星( t＝8.930， P<0.01)，CompuSyn分析显示多柔比星联合DSF/Cu对HepG2肝癌细胞的增殖抑制呈协同作用(CI<1)。流式细胞分析显示，DSF/Cu处理组[(0.886±0.082)×10 5]和多柔比星处理组[(1.374±0.041)×10 5]HepG2肝癌细胞中ALDH ＋细胞数量低于未处理组[(1.859±0.979)×10 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0.800、6.444， P<0.05)。多柔比星＋DSF/Cu处理组[(0.306±0.122)×10 5]HepG2肝癌细胞中ALDH ＋细胞数量明显低于DSF/Cu处理组和多柔比星处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590、11.730， P<0.01)。干细胞成球实验显示，DSF/Cu处理组(2.167±1.169)和多柔比星处理组(21.170±4.875)中HepG2肝癌干细胞球体数量少于未处理组(46.500±5.3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9.800、8.567， P<0.05)。多柔比星＋DSF/Cu处理组(0.833±0.753)中HepG2肝癌干细胞球体数量少于多柔比星处理组(21.170±4.8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0.100， P<0.01)。而与DSF/Cu处理组(2.167±1.169)比较，多柔比星＋DSF/Cu处理组(0.833±0.753)干细胞球体数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2.349， P>0.05)。Western blot结果显示，DSF/Cu处理组和多柔比星＋DSF/Cu处理组HepG2肝癌细胞中Her-2、SOX9、c-Myc蛋白的表达低于未处理组(0.132±0.013比0.049±0.010比0.950±0.052、0.325±0.049比0.311±0.038比0.922±0.027、0.308±0.041比0.235±0.027比0.816±0.092， F＝412.50、113.20、47.54， P<0.05)，而LC3-Ⅱ/Ⅰ和Cleaved PARP蛋白表达高于未处理组(1.527±0.201比2.629±0.224比0.766±0.159、0.906±0.083比0.834±0.058比0.039±0.001， F＝35.15、170.40， P<0.05)。多柔比星处理组HepG2肝癌细胞中Her-2和SOX9蛋白的表达低于未处理组(0.275±0.018比0.950±0.052、0.535±0.034比0.922±0.027， t＝17.440、12.680， P<0.05)，但c-Myc、LC3-Ⅱ/Ⅰ和Cleaved PARP蛋白的表达与未处理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914±0.097比0.816±0.092、1.329±0.152比0.766±0.159、0.063±0.017比0.039±0.001， t＝1.042、4.205、2.061， P>0.05)。多柔比星＋DSF/Cu处理组中c-Myc、Her-2和SOX9蛋白的表达低于多柔比星处理组(0.235±0.027比0.914±0.097、0.049±0.010比0.275±0.018、0.311±0.038比0.535±0.034， t＝9.579、15.520、6.222， P<0.05)，而LC3-Ⅱ/Ⅰ和Cleaved PARP蛋白表达高于多柔比星处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629±0.224比1.329±0.152、0.834±0.058比0.063±0.017， t＝6.800、17.980， P<0.05)。 结论:双硫仑/铜复合物联合多柔比星能够协同抑制HepG2肝癌细胞的增殖，其机制可能与抑制HCSCs及干性基因相关蛋白并诱导肝癌细胞发生自噬和凋亡有关。

白质消融性白质脑病（VWM）是最常见的遗传性儿童白质脑病之一，其致病基因已被证实为EIF2B基因。本病以慢性进行性神经功能恶化伴小脑性共济失调为特征，痉挛性瘫痪通常不明显，智能减退也相对较轻。VWM的一个典型临床特点是应激（如发热、轻微创伤和急性惊吓）引起神经功能的严重恶化。头颅磁共振成像具有诊断价值，脑白质呈弥漫性“消融”模式。VWM起病可为胎儿期至成人的任何年龄，临床表型差异大，基因诊断是VWM诊断的“金标准”。文中报道1例病程长达17年的女性VWM患者，曾因低血清铜蓝蛋白被误诊为肝豆状核变性，经重新解读全外显子基因检测，最终确诊为VWM，值得临床医生警惕和思考。

目的:分析以急性肝功能衰竭（ALF）起病的肝豆状核变性（WD）患儿的临床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1年4月于西安市儿童医院诊断的以ALF起病的19例WD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患儿一般情况、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基因检测等。根据患儿临床结局分为死亡组和存活组，选取同期收治的非ALF起病的肝型WD患儿作为对照。比较死亡组与存活组、以ALF起病组与非ALF起病组的一般情况与实验室检查指标。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或χ2检验。 结果:19例患儿中女10例、男9例，入院年龄（10.1±2.6）岁，初次就诊时起病时间9（4，15）d。以ALF起病的WD患儿中失访4例，死亡5例（死亡组），存活10例（存活组），死亡组的铜蓝蛋白高于存活组［0.078（0.055，0.105）比0.033（0.027，0.058）g/L， Z=-2.33， P=0.020］。非ALF起病组95例，ALF起病组的入院年龄［9.9（8.0，11.1）比5.4（3.7，6.9）岁， Z=-5.25， P<0.001］、铜蓝蛋白［0.060（0.030，0.078）比0.024（0.006，0.060）g/L， Z=-3.11， P=0.002］、24 h尿铜［674（205，1803）比149（108，206）μg， Z=-4.25， P<0.001］、K-F环阳性率［17/19比7%（7/95），χ2 =50.17， P<0.001］均高于非ALF起病组，初次就诊时起病时间低于非ALF起病组［0.3（0.1，0.5）比1.0（0.7，6.0）个月， Z=-4.28， P<0.001］；2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19比61%（58/95），χ2 =1.22， P=0.269］。19例ALF起病组中有13例行ATP7B基因检测，共检出15种已被报道的变异，高发变异位点为c.2333G>T（p.Arg778Leu）、c.2621C>T（p.Ala874Val）及c.2975C>T（p.Pro992Leu），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6/26（23%）、4/26（15%）及3/26（12%）。 结论:以ALF起病的WD患儿，均为学龄期及以上儿童，起病急，病程短，预后差。K-F环阳性率、铜蓝蛋白、尿铜高于其他肝型WD患儿。

患者女性，52岁。因肝功能异常，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科。既往双手间歇性震颤30余年。全身体检：双臂肌张力障碍，双上肢及下肢姿势性震颤，轻度构音障碍和吞咽异常；实验室检查结果示铜蓝蛋白浓度为0.11 g/L（正常值0.2~0.6 g/L），基因检测结果提示ATP7B基因突变。眼科会诊检查：双眼近角膜缘处可见宽约2 mm黄绿色圆环，上方明显（精粹图片1），其余未见明显异常。眼前节相干光层析成像术检查情况见精粹图片2。临床诊断：肝豆状核变性（双眼角膜Kayser-Fleischer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