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基于矢状位影像学参数和临床特征构建颅底凹陷患者复位术后生命质量的LASSO-logistic回归预测模型并对其进行验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8月至2020年8月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采用经颈后路复位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治疗的94例颅底凹陷患者的临床资料。基于患者的年龄、体重、手术前后疼痛数值评价量表(NRS)评分、颈椎功能障碍指数(NDI)及矢状位影像学相关参数，采用LASSO-logistic回归法筛选出鲁棒性最好的变量并构建颅底凹陷患者复位术后生命质量的预测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根据曲线下面积(AUC)判断该预测模型的效能。采用Bootstrap法进行500次重复抽样进行内部验证。结果:LASSO-logistic回归的分析结果显示，共9个因素纳入预测模型，分别为：年龄、体重、术前NRS评分、术前NDI、术前头颈屈曲角(HNFA)、术后斜坡枢椎角(pCXA)、术后斜坡斜坡角(pCS)、术后延髓脊髓角(pCMA)及术后Boogaard角(pBoA)。通过绘制ROC曲线，发现该预测模型的AUC为0.893，灵敏度为79.4%，特异度为84.6%，阳性似然比为5.162，阴性似然比为0.243。内部验证的结果显示，AUC为0.885，灵敏度为81.3%，特异度为82.6%，阳性似然比为5.153，阴性似然比为0.237。结论:基于年龄、体重、术前NRS评分、术前NDI、术前HNFA、pCXA、pCS、pCMA及pBoA构建的颅底凹陷患者复位术后生命质量LASSO-logistic预测模型拟合性较好。

目的:探讨健康成人和C 5/6单节段脊髓型颈椎病（DCM）患者颈椎MRI矢状面形态的差异及与DCM的相关性。 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2021年1—11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脊柱外科门诊143例C 5/6单节段DCM患者（DCM组）及144例健康体检成人（对照组）的MRI影像资料。其中，DCM组男72例、女71例，年龄30~70（56.7±11.0）岁。对照组男72例、女72例，年龄30~70（55.8±9.4）岁。在颈椎MRI矢状面测量C 2斜率（C 2S）、颈前凸角（CL）、C 2~7矢状位轴向距离（cSVA）、T 1倾斜角（T 1S）、颈倾斜角（NT）、胸廓入口角（TIA）、脊柱-颅角（SCA）、颈椎倾斜（CeT）和颅倾斜（CrT）。分别在对照组、DCM组内对比不同性别间及两组间各项影像学参数的差异；在DCM组观察各影像学参数与单节段DCM发病的相关性。 结果:对照组中，女性C 2S（11.25°±6.51°）大于男性（7.63°±7.82°），CL（8.12°±8.45°）、T 1S（20.89°±6.50°）、TIA（71.72°±11.88°）、SCA（86.44°±8.54°）、CeT（16.20°±6.59°）均低于男性（14.69°±9.77°、23.27°±7.65°、75.50°±10.92°、95.89°±10.56°、19.23°±8.3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cSVA、NT、CrT在不同性别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DCM组中，女性SCA（88.19°±11.78°）、CeT（15.11°±8.46°）低于男性（95.88°±11.84°、18.10°±9.21°），而CrT（5.09°±4.22°）高于男性（3.82°±3.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其他观察指标在不同性别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对照组与DCM组：女性间比较，对照组NT（50.83°±12.66°）、TIA（71.72°±11.88°）均低于DCM组（55.81°±13.15°、76.02°±13.4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男性间比较，对照组CL（14.68°±9.67°）高于DCM组（10.37°±13.78°），NT（52.24°±8.89°）、TIA（75.50°±10.92°）低于DCM组（57.33°±11.18°、79.27°±9.4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男性、女性C 5/6单节段DCM发病均与CL和NT相关（DCM女性组 r=-0.26、0.28，DCM男性组 r=-0.22、0.25， P值均<0.05）。 结论:健康成人发展至C 5/6单节段DCM的过程中均与颈椎前凸的丢失相关，男性颈椎MRI矢状面形态的变化较女性更大。DCM患者不同性别间颈椎MRI矢状面形态的差异主要在于头颅重心位置不同和颈椎前移、前凸的程度不同。

目的:评估前路或后路手术治疗颅底凹陷症合并寰枢椎脱位的影像学复位效果。方法:收集2009至2021年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接受单纯前路或后路手术治疗颅底凹陷合并寰枢椎脱位50例患者的资料，男16例、女34例；年龄（45.04±11.78）岁（范围18~65岁）。于侧位X线片、CT矢状面重建及MRI T2WI测量手术前后寰枢关节间隙高度、寰枢关节夹角、寰枢关节位移、Claus高度、寰齿前间距、椎管储备间隙、延髓脊髓角、C 0~C 2 Cobb角和C 2~C 7 Cobb角。前路与后路手术患者各参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前路手术组25例，男7例、女18例，年龄为（45.24±9.86）岁，随访时间为（6.48±3.14）个月（范围3~14.5个月）；后路手术组25例，男9例、女16例，年龄为（44.72±14.06）岁，随访时间为（7.04±2.87）个月（范围3~16个月），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和随访时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术后Claus高度、寰齿前间距、椎管储备间隙、延髓脊髓角较术前均明显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前路手术组寰枢关节间隙高度、寰枢关节夹角较术前增大，寰枢关节位移减小，但后路手术组仅寰枢关节间隙高度较术前增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前路手术组术后C 0~C 2 Cobb角（36.54°±11.13°）较术前（16.08°±9.36°）增大，而C 2~C 7 Cobb角（13.21°±10.23°）较术前（22.96°±11.07°）减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后路手术组术后C 0~C 2 Cobb角（18.50°±10.95°）与术前（18.37°±11.42°）无变化，C 2~C 7 Cobb角（17.13°±14.89°）较术前（20.22°±16.64°）略减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末次随访时各参数与术后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前路或后路手术均可改善颅底凹陷症合并寰枢椎脱位患者的脊髓压迫，前路手术行寰枢关节间隙的撑开复位更为充分，但上颈椎前凸角度过度增大将导致下颈椎前凸减小。

目的:探讨累及C 2椎体的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OPLL）对颈椎矢状面形态及其参数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2016年1月—2020年12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脊柱外科颈椎OPLL患者97例，其中男68例、女29例，年龄37～80（59.0±9.6）岁。根据骨化物是否累及C 2椎体将患者分为2组，OPLL累及C 2椎体36例为C 2阳性组，未累及C 2椎体 61例为C 2阴性组。在立位颈椎侧位X线片上测量C 0～2及C 2～7颈椎前凸角（CL）、C 2倾斜角（C 2S）、胸廓入口角（TIA）、T 1倾斜角（T 1S）、颈倾角（NT）、枕颈倾斜角（OCI）、C 2～7矢状轴距离（SVA）等矢状面参数。观察项目：（1）对比2组患者性别、年龄、日本骨科协会（JOA）评分、颈椎功能障碍指数（NDI）评分等临床一般资料；（2）比较2组患者骨化物累及的颈椎节段、椎管侵占率、OPLL分型以及影像学上有无脊髓高信号、骨化物是否触及K线的情况；（3）比较2组间颈椎矢状面各项影像学参数的差异，分别对2组内矢状面各影像学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4）对OPLL累及C 2的危险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2组患者性别、年龄、JOA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C 2阳性组骨化物累及颈椎节段数（4.6±1.2）个、椎管侵占率52.42%±9.96%、NDI评分（21.08±7.65）分，均高于C 2阴性组的（3.1±0.9）个、45.87%±13.08%、（17.70±8.49）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在OPLL分型上，C 2阳性组和C 2阴性组分型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2组间骨化物触及K线率、脊髓高信号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颈椎矢状面各项影像学参数中，仅C 2阳性组C 2S（11.25°±5.84°）高于C 2阴性组（7.66°±5.6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99， P=0.004）。2组内颈椎矢状面影像参数相关性分析显示：C 2阳性组中，C 2S与C 0~2CL、C 2~7SVA呈正相关（ r=0.52、0.80， P值均<0.05）；C 2阴性组中，C 2S与C 0~2 CL、C 2~7SVA呈正相关，与C 2~7CL呈负相关（ r=0.43、0.71、-0.39， P值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C 2S增大［比值比（ OR）=1.208，95%可信区间（ CI）1.032～2.210， P=0.014］和骨化物累及颈椎节段数（ OR=3.026，95% CI 2.136～5.076， P=0.001）为OPLL累及C 2的独立性危险因素。 结论:颈椎OPLL累及C 2者以累及节段更多和椎管侵占率更高为特点，在颈椎矢状面影像学参数上表现为更高的C 2S，且C 2S和骨化物累及颈椎节段数为OPLL累及C 2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通过对早发性脊柱侧凸（EOS）患者在生长棒治疗期间颈椎矢状面参数分析，探讨生长棒手术对颈椎矢状面序列的影响。方法:回顾性连续纳入2009至2018年在北京朝阳医院骨科接受生长棒手术治疗且影像学资料完整的24例EOS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17例，女7例，使用Surgimap软件对生长棒置入术前及术后、生长棒调节术前及术后的脊柱全长正侧位X线（包括中立位颈椎侧位片）进行测量，其中颈椎矢状位参数包括颈椎前凸C 2-7Cobb角、T 1倾斜角、C 2-7颈椎矢状位平衡（C 2-7SVA)；对脊柱全长影像学参数胸弯/胸腰弯Cobb角、T 5-12 Cobb角即胸椎后凸角（TK)、最大后凸Cobb角、C 7-S 1脊柱矢状位平衡（SVA）及近端交界区角度（PJA）等进行测量；对术前、术后及末次随访影像学参数进行统计学分析；同时记录患者手术情况，包括上端固定椎（UIV)、有无节段近端交界性后凸（PJK)、单侧/双侧生长棒，分别进行组间对比分析；使用Logistic二元多因素回归分析颈椎矢状面失平衡的危险因素。 结果:本研究纳入的24例EOS患者，所有患者均经1次以上撑开手术，随访时间（35±14）个月。患者术前C 2-7Cobb角为17°±11°，T 1倾斜角为28°±13°，C 2-7SVA为（17±11）mm，术后分别为18°±9°、28°±11°、（16±10） mm，手术前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15、0.14、0.55，均 P>0.05)。末次调棒随访时C 2-7Cobb角、T 1倾斜角、C 2-7SVA均较术前明显增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7.60、-4.08、-2.46，均 P<0.05）。PJK组△C 2-7Cobb角、△T 1倾斜角均较非PJK组更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50、3.25，均 P<0.05）；而UIV选择和生长棒数量对于△C 2-7Cobb角、△T 1倾斜角无显著影响（ t=-1.02、-1.61、-0.67、0.31，均 P>0.05）。Logistic二元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PJK的出现为发生颈椎矢状位失平衡的独立危险因素（ OR=11.57,95 %CI：1.49~91.54， P<0.05)。 结论:生长棒手术在矫正脊柱侧凸的同时，生长棒手术会增加EOS患者的颈椎前凸及T 1倾斜角，对于出现PJK的患者应更加关注其颈椎矢状位序列和颈椎矢状位平衡。

颈椎矢状面平衡（cervical sagittal balance）是用于对站立位颈椎位置的一种描述，通过相应的矢状面参数评估颈椎的矢状面位置。颈椎常用的矢状面参数包括颈椎前凸角（cervical lordosis，CL）、颈椎矢状面轴向距离（cervical sagittal vertical axis, cSVA）和T 1倾斜角（T 1 Slope, T 1S）等。颈椎矢状面平衡与脊柱整体的平衡息息相关，其矢状面参数失衡与颈椎疾病进展、手术方式选择和术后疗效有密切的关系。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颈椎矢状面整体平衡性，尤其是颈椎手术后矢状面参数变化，能够预测患者术后神经功能恢复、长期疗效及并发症的发生情况。但由于颈椎手术方式多种多样、颈椎矢状面平衡参数种类繁多，已有的研究只能从某一方面反映二者之间的关系，缺少总体、全面的描述。通过系统地检索文献，筛选相关的研究，对颈椎矢状面平衡参数与颈椎手术的关系进行综述。综述结果显示不同手术方式，术后颈椎的矢状面参数有不同的转归倾向。颈前路手术能够保持或改善颈椎的矢状面平衡，其中颈前路椎间盘切除椎间植骨融合术（anterior cervical discectomy and fusion，ACDF）具有更好的效果；颈后路手术后颈椎矢状面参数倾向于出现失衡或代偿，术前存在矢状面失衡、高龄、合并复杂后纵韧带骨化更容易出现术后失衡或失衡加重。因此，临床实践过程中应注意术前评估，合理设计手术方案，预防患者术后发生颈椎矢状面失衡情况。

目的:探讨颈椎后凸畸形对颈部肌肉功能的影响及其相关因素。方法:自2019年9月30日至2020年9月30日诊断为颈椎后凸畸形患者30例作为后凸组，纳入正常颈椎曲度的志愿者34名作为对照组。所有研究对象均接受生活质量评分、颈椎矢状位影像学参数测量以及表面肌电图肌电参数评估。生活质量评分包括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analogue scale，VAS）和颈椎功能障碍指数（neckdisability index，NDI）。颈椎矢状位参数包括下颈椎曲度（C 2~C 7 lordosis，CL）、C 2~C 7矢状面垂直轴（cervical sagittal vertical axis，C 2~C 7 SVA）、T 1倾斜角（T 1-slope，T 1S）、脊颅角（spinal canal angle，SCA）和颈部活动度（rangeof motion，ROM）。表面肌电图肌电参数为矢状位屈伸运动时颈部肌肉共同收缩比（co-contraction ratio，CCR）。以Spearman法分析生活质量评分、颈椎矢状位影像学参数、表面肌电图肌电参数间的相关性。 结果:对照组VAS评分为（1.4±0.9）分，低于后凸组的（2.3±0.7）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3.71， P=0.30）。对照组NDI为4.3%±2.5%，明显低于后凸组的5.8%±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60， P=0.04）。对照组下颈椎曲度为-18.76°±2.43°，明显低于后凸组的13.80°±7.59°（ t=3.43， P<0.01）；对照组脊颅角为85.94°±4.52°，明显高于后凸组的84.07°±10.44°（ t=0.95， P<0.01）；对照组T 1倾斜角为24.00°±2.85°，明显高于后凸组的15.47°±11.33°（ t=4.25， P<0.01）；对照组C 2~C 7 SVA为（30.35±6.59）mm，明显高于后凸组的（19.08±14.47）mm（ t=4.09， P<0.01）；对照组ROM为50.23°±3.07°，明显高于后凸组的45.63°±11.73°（ t=2.21， P<0.01）。对照组中立位至屈曲位CCR（CCR NF）为0.46±0.20，明显低于后凸组的0.84±0.13（ t=12.61， P=0.005）；对照组后伸位至中立位CCR（CCR EN）为0.55±0.21，明显低于后凸组的0.79±0.16（ t=7.10， P=0.042）。CCR NF与VAS（ r=0.504）、NDI（ r=0.322）、下颈椎曲度（ r=-0.240）、T 1倾斜角（ r=-0.591）、C 2~C 7 SVA（ r=-0.474）、ROM（ r=-0.303）存在明显相关性（ P<0.05），CCR EN与VAS（ r=0.339）、NDI（ r=0.243）、下颈椎曲度（ r=-0.347）、T 1倾斜角（ r=-0.341)、C 2~C 7 SVA（ r=-0.346）、ROM（ r= -0.065）存在明显相关性（ P<0.05）。 结论:表面肌电图可作为客观评估患者生活质量的方法；颈椎后凸畸形患者在颈部屈曲动作时颈伸肌过度激活，肌肉协同性较颈椎曲度正常者差。

目的:从影像学角度探讨单纯Chiari畸形Ⅰ型（Chiari malformation type Ⅰ，CMⅠ）与寰枢椎不稳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20年12月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确诊为单纯CMⅠ46例患者（单纯CMⅠ组）完整的影像学资料，选取年龄、性别匹配的正常人群46例作为正常组，同时选取年龄、性别匹配的寰枢椎脱位患者30例作为脱位组。根据Weishaup影像分级评估各组寰枢侧块关节退变程度；测量单纯CMⅠ组、正常组寰枢侧块关节成角角度和颈椎侧位X线参数，包括C 0~C 1 Cobb角、C 0~C 2 Cobb角、C 1~C 2 Cobb角、C 1~C 7 Cobb角、C 2~C 7 Cobb角、C 7倾斜角、C 2倾斜角、脊颅角（spino cranial angle，SCA）及C 2~C 7矢状面平衡（C 2~C 7 sagittal vertebral axis，C 2~C 7 SVA）。所有影像学参数由两名研究者分别独立测量取平均值纳入统计分析，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检验观察者内和观察者间的信度。 结果:观察者内和观察者间的 ICC为0.84~0.97，表明测量结果可靠性极好。三组纳入对象年龄及性别分布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单纯CMⅠ组、正常组与脱位组寰枢侧块关节Weishaupt退变分级分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左侧， H=53.68， P<0.001；右侧， H=43.39， P<0.001）。正常组与脱位组（左侧， Z=6.60， P<0.001；右侧， Z=6.29， P<0.001）、单纯CMⅠ组与正常组（左侧， Z=5.31， P<0.001；右侧， Z=4.13， P<0.001）、单纯CMⅠ组与脱位组（左侧， Z=3.20， P=0.001；右侧， Z=3.15， P=0.002）寰枢侧块关节退变程度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单纯CMⅠ组左侧寰枢侧块关节成角角度为2.80°（1.96°，4.39°），正常组左侧为1.91°（1.45°，2.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32， P<0.001）；单纯CMⅠ组右侧寰枢侧块关节成角角度为4.20°（2.97°，5.41°），正常组右侧为1.68°（1.21°，2.5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5.74， P<0.001）。单纯CMⅠ组与正常组C 0~C 1 Cobb角（ t=2.41， P=0.018）、C 1~C 7 Cobb角（ t=2.88， P=0.005）、C 2~C 7 Cobb角（ t=3.29， P=0.001）、C 2~C 7 SVA（ t=2.87， P=0.005）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参数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单纯CMⅠ患者的寰枢侧块关节退变程度较正常人群重，成角角度较大，颈椎前凸较大，提示可能存在寰枢椎不稳。

目的:利用MRI磁敏感加权成像（SWI）测量中晚孕周胎儿椎体骨化中心形态学参数，探讨椎体的生长发育轨迹。方法:前瞻性连续纳入2015年12月至2021年12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中晚孕周正常发育的胎儿并行胎儿脊柱SWI扫描。分析胎儿椎体骨化中心影像表现并测量第4颈椎（C4）、第6胸椎（T6）、第3腰椎（L3）、第1骶椎（S1）椎体骨化中心的矢状径、横径、高度、横截面积，计算体积。利用线性或非线性回归分析法确立回归方程并拟合生长轨迹曲线。结果:112例胎儿纳入本研究，均为单胎，孕周21~39（29.4±3.9）周。其中，包含C4椎体骨化中心30例，T6 58例，L3 92例，S1 62例。SWI显示宫内胎儿脊柱整体曲度后凸，呈现2个原发性弯曲（胸椎和骶椎后凸）。C4椎体骨化中心的形态学参数矢状径、横径、高度、面积和体积在孕25~38周期间生长轨迹遵循二次多项式规律（R 2=0.938、0.943、0.952、0.957、0.982）；T6椎体骨化中心的矢状径、横径、高度在妊娠21~38周期间生长轨迹遵循指数生长规律（R 2=0.915、0.923、0.849），面积和体积增长遵循二次多项式生长规律（R 2=0.943、0.961）；L3椎体骨化中心的形态学参数在妊娠21~39周期间生长轨迹遵循二次多项式规律（R 2=0.910、0.916、0.914、0.942、0.948）；S1椎体骨化中心矢状径、横径、高度在妊娠23~39周期间遵循线性生长规律（R 2=0.905、0.911、0.922），面积和体积遵循二次多项式生长规律（R 2=0.930、0.964）。 结论:孕中晚期，胎儿C4、T6、L3、S1椎体骨化中心的生长发育与孕周呈良好的相关性，胎儿椎体骨化中心前期增长缓慢，而随着孕周的增长，椎体的生长速度加快。

目的:探讨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术（ACDR）在治疗颈椎邻椎病的临床疗效及影像学结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2月至2016年7月在西安红会医院接受ACDR治疗的28例单节段颈椎邻椎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男19例，女9例，年龄（46±7）岁。对术前及术后1、24个月的临床疗效及影像学指标进行比较观察。临床疗效主要包括日本骨科协会评分（JOA)，颈椎功能障碍指数（NDI%)，Odom评分及手术相关并发症。影像学评估主要包括颈椎整体及手术节段活动度（ROM)，手术节段Cobb角，邻近椎间盘退变程度，手术节段异位骨化，假体相关影像参数。结果:患者术前、术后1个月和术后24个月JOA评分分别为（12.7±1.5）、（14.0±1.0）和（15.8±0.9）分，JOA改善率为75%±19%( F=37.012， P<0.01)。患者手术前后NDI%逐渐下降，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59.101， P<0.01)。末次随访时Odom评分为优者20例，良8例。患者手术前后3个时间点颈椎整体和手术节段ROM、手术节段Cobb角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4.633、6.063、26.952，均 P<0.05)。术后24个月ACDR上方邻近椎间盘与融合节段下方邻近椎间盘的Miyazaki分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μ c=2.12， P=0.034)。术后4例（14.3%）发生手术节段异位骨化。假体冠状面移位（0.30±0.11）mm，矢状面（0.28±0.10）mm；假体下沉（0.27±0.09）mm。未见假体松动发生。 结论:ACDR对颈椎邻椎病翻修临床疗效满意。由于术后手术节段仍存在一定的运动功能，其邻近节段椎间盘退变的风险明显低于颈椎前路减压融合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