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Toll样受体9（TLR9）信号通路激活对肾小管细胞转录组的影响。方法:提取并培养小鼠原代肾小管上皮细胞，在细胞融合度达80%时分为两组，分别加入10 μL磷酸盐缓冲液（PBS，PBS对照组）和终浓度为5 μmol/L的TLR9激活剂胞嘧啶-鸟嘌呤寡脱氧核苷酸（CpG-ODN，CpG-ODN处理组）。提取细胞RNA后在Illumina平台进行测序，使用差异基因分析软件DEGseq分析两组细胞中基因的差异表达情况，通过Goatools和KOBAS在线软件分析差异基因所参与的信号通路，应用Homer软件预测转录因子。结果:与PBS对照组相比，CpG-ODN处理后有584个显著的差异表达基因，其中102个基因表达上调，482个表达下调。差异表达基因富集最显著的基因本体（GO）为β-干扰素响应、病毒响应或防御等炎症反应相关条目；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数据库（KEGG）信号通路富集结果显示，富集系数最显著的信号通路包括2'-5'-寡腺苷酸合成酶活性、核糖核酸酶活性的调节、病毒生命周期的负调控、β-干扰素响应和对原生动物的防御反应等。转录因子预测结果显示，干扰素调节因子3（IRF3）是差异基因启动子序列上富集最显著的转录因子；IRF3是TLR9下游表达差异最显著的转录因子，转录因子21（TCF21）、锌指蛋白135（ZNF135）和阳性调节域4（PRDM4）等转录因子可能是TLR9信号通路的新候选靶标。结论:CpG-ODN激活TLR9信号通路，原代肾小管上皮细胞能直接响应CpG-ODN的刺激并发生转录组学变化，为进一步探究TLR9信号通路在脓毒症相关性急性肾损伤中的分子机制研究提供了基础。

目的:探讨维生素D受体(VDR)及人β防御素2(HBD2)在儿童幽门螺杆菌(Hp)感染及胃炎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收集2021年1月至2023年6月，因腹痛等消化道不适症状于北京儿童医院消化科住院、行内镜检查的81例患儿为研究对象，按照是否合并Hp感染分为Hp感染组和非Hp感染组。比较分析两组患儿VDR和HBD2的表达水平，以及VDR和HBD2表达水平与胃炎的相关性。结果:81例患儿中，Hp阳性48例，男24例，女24例，平均年龄(11.4±2.7)岁；Hp阴性33例，男14例，女19例，平均年龄(11.3±2.6)岁；两组患儿性别、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Hp感染患儿胃黏膜VDR和HBD2表达阳性率均高于非Hp感染患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87.5%比39.4%，79.2%比63.6%，均 P<0.05)。VDR和HBD2的表达与年龄、性别无相关性( P均>0.05)；VDR和HBD2表达与胃黏膜颗粒样变呈正相关( r＝0.384， P<0.001； r＝0.258， P＝0.020)；VDR表达与胃内炎症程度呈正相关( r＝0.365， P＝0.001)，HBD2表达与胃内炎症程度无相关性( P>0.05)。 结论:Hp感染儿童胃黏膜VDR、HBD2表达水平升高。VDR表达水平与胃炎程度及胃黏膜颗粒样变相关。HBD2表达水平与胃黏膜颗粒样变相关，但与胃炎程度无相关性。

目的: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β2防御素(HBD-2)、C反应蛋白(CRP)水平和B族链球菌(GBS)阳性率对未足月胎膜早破(PROM)合并羊膜腔感染的诊断价值。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选取2017年1月至2022年1月南方科技大学医院产科确诊的156例未足月PROM产妇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发生羊膜腔感染分为感染组57例、非感染组99例，对比两组研究对象分娩前的血清PCT、HBD-2、CRP水平，检测阴道分泌物GBS阳性率，并采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分析各项指标诊断未足月PROM产妇发生羊膜腔感染的价值。结果:感染组患者的血清PCT、HBD-2、CRP水平及GBS阳性率均显著高于非感染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血清PCT诊断未足月PROM合并羊膜腔感染的AUC值为0.894、灵敏度为82.56%、特异度为80.74%；HBD-2诊断未足月PROM合并羊膜腔感染的AUC值为0.792、灵敏度为70.78%、特异度为77.59%；CRP诊断未足月PROM合并羊膜腔感染的AUC值为0.756、灵敏度为68.94%、特异度为72.78%；阴道分泌物中GBS阳性率诊断未足月PROM合并羊膜腔感染的AUC值为0.733、灵敏度为64.91%、特异度为81.82%。 结论:未足月PROM合并羊膜腔感染产妇血清PCT、HBD-2、CRP水平会显著增高，阴道分泌物中GBS阳性率增高，各项指标对于诊断未足月PROM合并羊膜腔感染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目的:探讨不同产膜能力白色念珠菌入侵后诱导人气道上皮细胞的免疫损伤机制。方法:选择2019年6至12月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分离培养的25株白色念珠菌，质控菌株SC5314为标准菌株。建立白色念珠菌生物膜体外模型，利用结晶紫染色和酶标板法检测不同白色念珠菌的生物膜形成能力；采用酶标板法测定570 nm处的吸光度值（ A570）： A570≥0.5为强产膜菌（SBF），0.25< A570<0.5为中产膜菌（DRF）， A570≤0.25为不产膜菌（WBF）。在体外分离培养并建立人气道上皮细胞的气液相培养模型，分为5组：空白对照组（ n=20）、标准菌株组（ n=20）、强产膜组（ n=19）、不产膜组（ n=17）、耐氟康唑组（ n=18）。扫描电镜观察气液相培养上皮细胞的形态。采用免疫荧光检测气液相培养上皮细胞体外模型标志蛋白的表达。通过微孔板法检测细胞中乳酸脱氢酶（LDH）含量，利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检测细胞培养液中细胞内β-防御素（hBD2）、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等的分泌情况。 结果:强产膜菌株以菌丝相互交错生长，能看到极少数酵母细胞包裹于其中。扫描电镜观察气液相培养的上皮细胞菌丝能够主动入侵上皮细胞；纤毛乙酰化的微管蛋白和角蛋白的表达量明显减少，同时细胞增殖相关蛋白的表达也被下调。空白对照组、标准菌株组、强产膜组、不产膜组、耐氟康唑组细胞中LDH含量分别为（12.21±5.68）、（46.35±6.35）、（18.69±4.38）、（12.56±3.69）、（13.48±4.28）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与标准菌株组相比，强产膜组、不产膜组、耐氟康唑组细胞内LDH含量均降低（均 P<0.01）。空白对照组、标准菌株组、强产膜组、不产膜组、耐氟康唑组细胞内hBD2的含量分别为（26.14±0.77）、（56.18±0.83）、（30.66±2.59）、（29.22±0.48）、（28.28±1.56）n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只有标准菌株组的上皮细胞可诱导细胞内hBD2表达量增加（ P<0.001）。不同组别间细胞内GM-CSF、G-CSF的表达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强产膜白色念珠菌可通过下调细胞增殖相关蛋白的表达，抑制细胞的增殖，破坏上皮细胞的完整性，从而诱导细胞损伤。

目的:探讨香烟烟雾提取物(CSE)对肺泡巨噬细胞(AMs)Dectin-1受体表达及对烟曲霉感染应答能力的影响。方法:实验研究。大鼠肺泡巨噬细胞株NR8383加入CSE后再使用烟曲霉静止期孢子(RC)刺激以建立烟曲霉体外感染细胞模型，流式细胞仪、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蛋白质印迹检测Dectin-1表达；siRNA沉默和慢病毒载体过表达Dectin-1后通过吞噬实验检测AMs对RC吞噬能力，定量实时聚合酶链反应、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相关细胞因子表达。结果:激光共聚焦显微镜(15.29±2.88比24.56±4.01， t＝11.75， P<0.05)及流式细胞仪(17.73±4.95比25.94±7.12， t＝17.27， P<0.05)均显示CSE降低AMs表面Dectin-1受体的表达。RC体外刺激后Dectin-1 mRNA的表达出现时间依赖性增加，对照组在所有时间点都较CSE组显著增加( P值均<0.05)；蛋白表达结果类似：对照组明显高于CSE组(18 h：0.755±0.035比0.360±0.047；24 h：0.968±0.035比0.552±0.049， P值均<0.05)。CSE降低AMs对RC吞噬能力(吞噬率：53.33%±9.95%比75.17%±8.66%；吞噬指数：2.17±0.58比7.67±1.53， P值均<0.05)。siRNA下调Dectin-1表达联合CSE可以进一步降低NR8383细胞对RC的吞噬力( P<0.05)，但单纯下调Dectin-1表达对RC的吞噬能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Dectin-1介导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β(IL-1β)和IL-4的产生：TNF-α、IL-1β在对照组增加尤为明显，感染6 h后达峰值，每个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与之相反，IL-4在CSE组升高更为显著，每个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IL-10表达也增加，但2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使用siRNA抑制/慢病毒过表达Dectin-1对4种细胞因子mRNA和蛋白产生同向作用。 结论:CSE可引起AMs Dectin-1受体低表达和功能障碍，导致烟曲霉感染后吞噬能力降低和细胞因子异常表达。CSE引起的AMs抗曲霉防御能力下降部分是通过Dectin-1介导的。

目的:分析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患者非生物型人工肝（简称人工肝）治疗的疗效及其治疗前后细胞因子水平变化，探讨细胞因子水平在ACLF患者短期（28 d）预后中的诊断效能并为人工肝治疗时机的选择提供依据。方法:选择诊断为ACLF患者90例，分为接受人工肝治疗组（45例）与未接受人工肝治疗组（45例），收集2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入院后第1次血常规、肝肾功能、降钙素原（PCT），追踪2组患者28 d生存情况，进行生存分析；接受人工肝治疗的45例患者根据出院前临床表现及最后一次实验室检查结果作为疗效判断指标，进一步分为好转组（24例）与恶化组（21例），收集患者第1次人工肝治疗前后血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PCT、甲胎蛋白（AFP）、人β防御素-1（HBD-1）、12项细胞因子等指标，进行分析和比较；确定影响ACLF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其对患者短期（28 d）预后的诊断效能。据资料不同用Kaplan-Meier法、log-rant检验、 t检验、Wilcoxon秩和检验、Mann-Whitney U秩和检验、 χ2检验、Spearman秩相关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接受人工肝治疗的ACLF患者28 d生存率明显高于未接受人工肝治疗组（82.2%对比61.0%， P<0.05）。经人工肝治疗后，ACLF患者的血清HBD-1、α干扰素（IFN-α）和白细胞介素-5（IL-5）水平较治疗前明显下降（ P<0.05），肝功能及凝血功能较治疗前明显改善（ P<0.05）；其余血清学指标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人工肝治疗前，ACLF好转组患者血清HBD-1和INF-α水平明显低于恶化组（ P<0.05），与患者预后（恶化）呈正相关（ r值分别为0.591、0.427， P值分别为<0.001、0.008）；ACLF好转组AFP水平明显高于恶化组（ P<0.05），与患者预后（恶化）呈负相关（ r=-0.557， P<0.001）。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HBD-1、IFN-α和AFP为ACLF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P值分别为0.001、0.043、0.036），HBD-1、IFN-α水平越高，AFP水平越低，预后越差。ROC曲线评估HBD-1、IFN-α及AFP对ACLF患者短期（28 d）预后诊断效能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83、0.763、0.843，灵敏度分别为0.75、0.75、0.72，特异度分别为0.84、0.80、0.83；HBD-1与AFP联合时对ACLF患者短期预后的诊断效能进一步提高（AUC为0.960，灵敏度为0.909，特异度为0.880）；HBD-1+IFN-α+AFP三者联合的诊断效能最大，AUC为0.989，灵敏度为0.900，特异度为0.947。 结论:人工肝治疗可有效改善ACLF患者临床症状、肝功能及凝血功能，清除肝衰竭患者体内HBD-1、IFN-α和IL-5等细胞因子，延缓/逆转疾病进展，提高患者生存率；HBD-1、IFN-α和AFP为影响ACLF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可作为ACLF患者判断短期预后的生物学指标，HBD-1和/或IFN-α水平越高，疾病恶化风险越高，在排除感染后应尽早启动人工肝治疗；HBD-1诊断ACLF预后的灵敏度、特异度优于IFN-α和AFP，当HBD-1与IFN-α及AFP 3个指标联合应用时，诊断效能最高。

目的:评估血清人β防御素-1（HBD-1）水平对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患者短期（28 d）预后的诊断价值。方法:选择诊断为ACLF的患者50例，同时纳入同期住院的失代偿期肝硬化、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各20例，收集3组患者的年龄、性别、血清HBD-1水平、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NLR）与血常规、凝血功能、肝功能、肾功能等指标，筛选与ACLF患者短期（28 d）预后相关的指标。依据患者28 d疾病转归情况分为好转组与恶化组，比较2组患者的血清HBD-1水平及上述其他指标。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清HBD-1水平对ACLF患者短期预后的诊断效能，并与PCT、NLR、凝血酶原活动度（PTA）的诊断效能进行比较；将HBD-1分别与NLR、PCT、PTA联合，评估其对ACLF患者短期预后的诊断效能，并与单个指标应用时的诊断效能进行比较。计量资料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t检验或方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 2检验；相关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 结果:ACLF组、失代偿期肝硬化组、代偿期肝硬化组3组患者的年龄、性别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 0.05）。血清HBD-1水平在ACLF组、失代偿期肝硬化组、代偿期肝硬化组3组患者中的表达水平分别为（319.1±44.4）ng/ml、（264.5±46.5）ng/ml、（240.1±35.4）ng/ml，其在ACLF组患者中的表达水平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ACLF恶化组患者的血清HBD-1水平为（346.2±43.6）ng/ml，明显高于好转组的（308.5±40.6）n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相关性分析提示HBD-1、NLR、PCT、凝血酶原时间（P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与患者28 d疾病转归（好转）呈负相关（ P值均< 0.05）；PTA与患者28 d疾病转归（好转）呈正相关（ P < 0.05）。ROC曲线评估HBD-1对ACLF患者短期预后的诊断效能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74、灵敏度为0.750、特异度为0.786、截断值为337.96 ng/ml，诊断效能高于PCT、NLR、PTA；HBD-1联合PTA的诊断效能最高，AUC为0.802、灵敏度为0.778、特异度为0.786，优于HBD-1+PCT、HBD-1+NLR及HBD-1、PCT、NLR、PTA单独应用的诊断效能。 结论:血清HBD-1水平随肝脏功能受损程度的加重而逐渐增加，与ACLF患者的短期预后呈负相关；血清HBD-1水平预测ACLF患者短期预后的灵敏度与特异度高，其诊断效能优于PCT、NLR、PTA，HBD-1与PTA联用，诊断效能更高；当血清HBD-1水平高于337.96 ng/ml时，提示患者预后不佳。

肝衰竭是一组严重的临床症候群，进展迅速，预后凶险。近年来，国内外评估肝衰竭患者预后的生物学标志物不断涌现，如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甲胎蛋白、半乳糖凝集素-3、骨桥蛋白、高尔基体蛋白73、人β-防御素-1等，这些生物学标志物对早期识别肝衰竭患者，准确评估其预后，制定有效的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研究人β-防御素-3(human beta-defensin-3，hBD3)对肠上皮细胞自噬的调节作用及其介导的自噬调控对肠上皮细胞迁移的影响。方法:应用雷帕霉素(Rapamycin)诱导肠上皮细胞IEC-6构建细胞自噬模型。根据实验设计分为对照(Control)组、雷帕霉素(Rapamycin)组和人β-防御素-3(hBD3)+雷帕霉素组。蛋白质印迹法检测各组肠上皮细胞自噬相关蛋白表达水平，mRFP-GFP-LC3自噬双标腺病毒感染肠上皮细胞动态监测自噬流。应用CXCR4抑制剂和siRNA进一步验证hBD3调控自噬的潜在机制。划痕实验检测肠上皮细胞迁移能力，通过ATG7 siRNA转染的肠上皮细胞进一步佐证hBD3是通过调控自噬从而影响肠上皮细胞迁移。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新生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生理盐水(Control+NS，n＝11)，坏死性小肠结肠炎造模组+生理盐水(NEC+NS，n＝12)和坏死性小肠结肠炎造模组+hBD3(NEC+hBD3，n＝8)。通过配方奶喂养+缺氧冷刺激诱导构建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模型鼠，收集肠管组织检测自噬相关基因表达。结果: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自噬相关蛋白结果显示，雷帕霉素组中应用200 nmol/L雷帕霉素处理IEC-6细胞24 h后，自噬相关蛋白p62、Beclin1和LC3 Ⅱ/Ⅰ相较于对照组的表达量分别为0.44±0.05、1.17±0.05和1.32±0.05，均较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P＝0.026和0.001 4)，成功构建了肠上皮细胞自噬模型。hBD3+雷帕霉素组IEC-6细胞中p62、Beclin1和LC3 Ⅱ/Ⅰ相较于对照组的表达量分别为0.86±0.04、0.75±0.04和0.95±0.03，与雷帕霉素组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P＝0.009、0.002 7和0.003)，提示hBD3预处理可以显著抑制肠上皮细胞自噬水平。雷帕霉素组mRFP +GFP +斑点和mRFP +GFP -斑点计数分别为(38.33±2.02)个和(72.33±2.61)个，较对照组(3.67±0.88)个和(4.67±1.20)个明显增加，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00 1)；hBD3+雷帕霉素组mRFP +GFP +斑点和mRFP +GFP -斑点数分别为(14.67±1.76)个和(16.00±2.41)个，均较雷帕霉素组明显减少，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00 1)，提示hBD3对IEC-6细胞自噬流有抑制作用。AMD3100+hBD3+雷帕霉素组IEC-6细胞中p62、Beclin1和LC3 Ⅱ/Ⅰ相较于对照组的表达量分别为0.22±0.04、0.91±0.02和1.16±0.02，与hBD3+雷帕霉素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0 4、0.022 3和0.005)，而CXCR4 siRNA+hBD3+雷帕霉素组IEC-6细胞中p62、Beclin1和LC3 Ⅱ/Ⅰ相较于对照组的表达量分别为0.39±0.03、1.02±0.04和1.13±0.02，与hBD3+雷帕霉素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0 8、0.009 6和0.011)，提示阻断或沉默CXCR4可有效逆转hBD3对自噬的抑制作用。雷帕霉素组肠上皮细胞迁移速率为0.58±0.04，hBD3+雷帕霉素组肠上皮细胞迁移速率为0.86±0.03，两项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6 3)。转染ATG7 siRNA后，雷帕霉素组和hBD3+雷帕霉素组的肠上皮细胞迁移速率分别为0.95±0.04和0.99±0.02，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89)。NEC+NS组中自噬相关基因Beclin1和LC3的表达量分别为2.01±0.06和2.49±0.09，较Control+NS组(0.96±0.04和1.01±0.02)和NEC+hBD3组(0.78±0.07和1.06±0.08)显著增加，组间差异有(0.78±0.07、1.06±0.08， P均<0.001)。 结论:新生大鼠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模型的肠管组织中自噬相关基因过度激活，hBD3通过与CXCR4结合能明显抑制肠上皮细胞自噬且hBD3介导的自噬抑制是其促进肠上皮细胞迁移的可能机制之一，从而对新生大鼠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发挥保护作用。

调节性T细胞（Treg）可以通过多种机制来减轻炎症反应和防止自身免疫反应。常驻在外周组织（即非淋巴组织）的Treg有特异性的功能，比如，皮肤组织中的Treg可以促进创面愈合、抑制真皮纤维化、促进表皮再生和增强毛囊生长周期。皮肤组织中的Treg可通过促进影响上皮细胞生物学功能的整合素和TGF-β途径基因的表达，在转录水平上调整组织微环境。研究者观察到，小鼠表皮损伤后皮肤中的Treg促使KC发出急性促炎信号。使用单细胞测序方法，研究者确定了小鼠皮肤损伤时整合素αvβ8会在皮肤Treg上优先表达，Treg可以凭借该整合素激活潜伏的TGF-β，活化的TGF-β则可以直接作用于上皮细胞以促进趋化因子配体5的产生和中性粒细胞的募集。这一信号通路的激活抑制了小鼠表皮的再生，同时降低了金黄色葡萄球菌通过受损的皮肤屏障造成感染的概率。因此，皮肤中表达αvβ8的Treg与其典型的免疫抑制功能似乎存在矛盾，在皮肤屏障的完整性丧失后表现为促进炎症的急性发作，进而促进宿主对细菌感染的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