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女，73岁。2020年4月，因进食后间断呕吐4个月，在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行胃镜检查，发现食管下段病变，活检病理诊断为食管低分化鳞状细胞癌。5月7日入住我科。患者既往有高血压和心肌梗死病史，日常血压基本控制在正常范围，并规律服用治疗冠心病药物。入院CT检查示，食管下段-贲门区占位，纵隔内上腔静脉后-气管隆突区、主动脉弓下及食管下段旁可见多发淋巴结肿大，肝门区、胃小弯侧多发肿大、融合淋巴结。11日开始行紫杉醇+奈达铂一线化疗2个周期。7月2日开始行同步放化疗，放疗剂量60 Gy，分30次完成，同步奈达铂30 mg化疗，每周1次。2021年1月14日复查CT，提示肝转移，纵隔、腹腔淋巴结较前增大。23日开始行二线吉西他滨单药化疗2个周期。3月13日复查CT，示新发肺转移灶。完善心肌酶谱、高敏肌钙蛋白Ⅰ和脑利钠肽基线检查后，于22日开始行卡瑞利珠单抗治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24日患者行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过程中出现间断胸痛，当时射血分数为59%，二尖瓣、三尖瓣轻度反流。心电图检查未见急性心肌梗死异常改变。血高敏肌钙蛋白Ⅰ为1 770.60 ng/L。请心内科会诊后，给予硝酸异酸梨酯片含服，胸痛缓解。25日患者血高敏肌钙蛋白Ⅰ> 40 000 ng/L，心电图、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与24日无明显变化。考虑患者免疫治疗基线筛查时高敏肌钙蛋白正常(<1.5 ng/L)，目前明显升高，心内科医师暂不考虑心肌梗死可能，故高度怀疑免疫性心肌炎。根据患者体重(45 kg)，予甲泼尼龙200 mg冲击治疗，复查高敏肌钙蛋白Ⅰ为11 990.60 ng/L，再次行甲泼尼龙200 mg冲击治疗。26日高敏肌钙蛋白Ⅰ为2 656.30 ng/L，较前明显下降，继续甲泼尼龙400 mg冲击治疗。当日下午患者再次出现间断胸痛，高敏肌钙蛋白Ⅰ为1 599.80 ng/L，予硝酸甘油对症治疗，胸痛缓解。27日高敏肌钙蛋白Ⅰ为31 859.70 ng/L，再次明显升高，脑利钠肽前体为14 044.0 ng/L，故将甲泼尼龙加量至1.0 g，并予吗替麦考酚酯0.5 g口服，2次/d。28日高敏肌钙蛋白Ⅰ为7 165.00 ng/L，N端-B型钠尿肽前体为10 434.0 ng/L，肌酸激酶同工酶为54 U/L，乳酸脱氢酶为454 U/L，α羟基丁酸脱氢酶为376 U/L。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示，射血分数为55%。继续行甲泼尼龙1.0 g冲击治疗，同时加用艾司奥美拉唑抑酸护胃，辅酶Q10、尼可地尔改善心肌供血供氧和能量代谢，患者病情逐渐好转。甲泼尼龙1.0 g冲击治疗5 d后，按500、240、120 mg逐渐减量，各使用1周，患者心肌损伤指标迅速回落。4月12日高敏肌钙蛋白Ⅰ为19.50 ng/L，N端-B型钠尿肽前体为2 148.0 ng/L，肌酸激酶同工酶为57 U/L，乳酸脱氢酶为371 U/L，α-羟基丁酸脱氢酶为273 U/L，患者病情明显好转。2021年4月14日患者出院时，甲泼尼龙减量至80 mg，1次/d。

目的:分析改良根治术后pT 1-2N 1期乳腺癌患者的局部区域复发(LRR)部位及放疗对复发的影响。 方法:收集中国12家医院符合条件的5442例乳腺癌患者资料，分析放疗和未放疗患者的LRR部位及不同部位放疗对复发的影响。采用 Kaplan- Meier法计算LRR率并 log- rank法检验。 结果:全组中位随访63.8个月，395例患者出现LRR。无论辅助放疗与否和不同分子分型，胸壁和锁骨上区均为最常见的LRR部位。全组胸壁照射和未照射患者的5年胸壁复发率分别为2.5%和3.8%( P＝0.003)；锁骨上区照射和未照射患者的5年锁骨上淋巴结复发率分别为1.3%和4.1%( P<0.001)；腋窝照射和未照射患者的5年无腋窝复发率分别为0.8%和1.5%( HR＝0.31，95% CI为0.04~2.23， P＝0.219)；内乳照射和未照射患者的5年无内乳复发率分别为0.8%和1.5%( HR＝0.45，95% CI为0.11~1.90， P＝0.268)。 结论:改良根治术后pT 1-2N 1期乳腺癌患者的主要LRR部位是胸壁和锁骨上区，不受辅助放疗与否和分子分型的影响。胸壁和锁骨上区放疗显著降低相应部位的复发风险，而腋窝和内乳放疗未降低相应部位的复发风险。

目的:回顾性分析鼻咽癌调强放疗(IMRT)后长期生存及晚期损伤，为鼻咽癌优化治疗提供参考。方法:纳入2003—2009年间于四川省肿瘤医院行IMRT的132例初治鼻咽癌患者，其中Ⅰ、Ⅱ、Ⅲ、Ⅳ A、Ⅳ B期分别为3、22、61、43、3例。中位剂量73.37Gy (66~85Gy)分33次；单纯放疗20例，同期放化疗112例。采用 Kaplan- Meier法计算生存率， log- rank法检验及单因素预后分析， Cox模型多因素预后分析。应用RTOG/EORTC标准评价晚期放射损伤。 结果:中位随访时间128个月(3~191个月)，全组10、15年鼻咽癌局控率分别为86.0%、79.9%，无瘤生存率分别为72.5%、63.2%，总生存(OS)率分别为65.2%、57.1%。全组局部区域复发率12.1%，远处转移率16.7%。共53例死亡，其中15例死于局部区域复发、20例死于远处转移、18例死于其他疾病(肺炎、颅内出血、意外等)；10、15年非肿瘤相关死亡率分别为11.3%、13.6%。单因素分析示年龄、吸烟史、乳酸脱氢酶、T分期、临床分期是鼻咽癌OS的独立预后因素；多因素分析示乳酸脱氢酶、T分期、同期放化疗是鼻咽癌OS的预后因子。1-2级晚期损伤(听力下降、吞咽困难、龋齿、口干较高)发生率为90.4%，3-4级晚期损伤(皮肤纤维化、听力下降、放射性脑损伤)发生率8.5%。结论:鼻咽癌患者IMRT后10、15年OS较好，但随着生存期延长非肿瘤相关死亡率升高；远处转移为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晚期损伤主要为1-2级听力下降、吞咽困难、龋齿、口干。

目的:分析 125I粒子近距离放疗联合化疗对儿童脑膜旁横纹肌肉瘤（PMRMS）的疗效及其预后。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7月至2018年10月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采用 125I粒子近距离放疗联合化疗治疗的33例PMRMS患儿的临床资料，分析其疗效和预后影响因素。 结果:33例患儿中，男19例，女14例；年龄1~12岁，中位年龄4岁。胚胎型17例，腺泡型9例，多形型7例。原发PMRMS 26例，复发PMRMS 7例。颞下-乳突区15例，鼻腭-鼻旁区6例，咽旁-颌下区12例。美国儿童横纹肌肉瘤（RMS）协作组分期为Ⅲ期28例，Ⅳ期5例；中危组28例，高危组5例。中位随访时间52个月。33例儿童PMRMS的1、3和5年局部控制率分别为87.9%、58.6%和49.9%，1、3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93.8%、60.5%和47.5%。咽旁-颌下区患儿的5年局部控制率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91.7%和100%，鼻腭-鼻旁区患儿的5年局部控制率和5年生存率均为83.3%，颞下-乳突区患儿的3年局部控制率和3年生存率分别为17.5%和21.4%。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显示，肿瘤位于颞下-乳突区是影响PMRMS患儿5年总生存率的危险因素（ HR=38.40，95% CI：4.87~302.52， P=0.001）。粒子植入后3个月内，全组患儿的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率为84.8%（28/33）。21例（63.6%）患儿出现1级急性放疗反应，7例（21.2%）患儿出现2级急性放疗反应。无3级及以上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粒子植入3个月后，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均有明显缓解，无皮肤溃疡、唾液腺纤维化等3级及以上远期放疗不良反应发生，无严重颅颌面畸形发生。 结论:125I粒子近距离放疗联合化疗治疗儿童脑膜旁横纹肌肉瘤临床疗效肯定，肿瘤位于咽旁及鼻腭区的预后优于颞下-乳突区。

目的:探讨左乳腺癌保乳术后全乳腺野中野正向调强放疗（FIF-IMRT）与固定野逆向调强放疗（FFIO-IMRT）剂量分布的差异。方法:选取江苏省肿瘤医院2016年10月至2018年12月早期左乳腺癌保乳术后患者10例，均设计FIF-IMRT与FFIO-IMRT两组放疗计划，乳腺处方剂量为50 Gy，25次，5次/周，2 Gy/次。在计划靶区满足处方剂量前提下，用剂量-体积直方图（DVH）比较两种计划中计划靶体积（PTV）、危及器官、治疗跳数的剂量学差异。结果:PTV方面，两种计划适形指数（C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FIF-IMRT均匀性指数（HI）高于FFIO-IMRT（0.13±0.02比0.10±0.04， P<0.05）；两种计划95%处方剂量曲线包括的体积比例（V 95%）、V 100%及最大放疗剂量（D max）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FIF-IMRT V 105%及平均放疗剂量（D mean）均高于FFIO-IMRT[（37.63±8.85）%比（18.64±5.27）%，（51.81±0.17）Gy比（51.37±0.26）Gy，均 P<0.05]。心脏剂量方面，两种计划不小于30 Gy照射的体积比例（V 30 Gy）、V 40 Gy、D max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FIF-IMRT V 5 Gy、V 10 Gy、D mean均低于FFIO-IMRT（均 P<0.05）。冠状动脉剂量方面，两种计划V 20 Gy、V 30 Gy、D max、D mean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FIF-IMRT V 5 Gy、V 10 Gy均低于FFIO-IMRT（均 P<0.05）。左心室剂量方面，两种计划V 20 Gy、V 30 Gy、V 40 Gy、D max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FIF-IMRT V 5 Gy、V 10 Gy、D mean均低于FFIO-IMRT（均 P<0.05）。左肺剂量方面，两种计划V 20 Gy、V 30 Gy、D max、D mean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FIF-IMRT V 5 Gy低于FFIO-IMRT（ P<0.05）。右肺、右乳及脊髓剂量方面，两种计划D max、D mean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总跳数方面，FIF-IMRT低于FFIO-IMRT（255.6±5.6比525.8±86.9， P<0.01）。 结论:与FFIO-IMRT相比，FIF-IMRT虽然靶区均匀性略差、靶区高剂量区体积大，但仍在可控范围内，可满足治疗的要求。FIF-IMRT可有效降低正常组织低剂量辐射，治疗跳数明显低于常规FFIO-IMRT，可缩短单次治疗时间，减少治疗过程中患者体位移动造成的不准确性，并对机器损耗小。

目的:探讨婴幼儿脉络丛乳头状癌(CPC)的临床特点、治疗策略及其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外科收治的6例CPC患儿的临床资料，肿瘤均位于侧脑室内，采用经侧脑室枕角三角区入路行肿瘤切除术；术后1、3、6个月，术后1年及以上每年定期进行临床随访，随访术后患儿是否进行放、化疗，是否行二次手术，有无肿瘤播散、转移，存活状态及预后情况。结果:6例患儿的中位就诊年龄为29.5个月(5~38个月)，就诊时除1例患儿无症状外，其余5例均伴有恶心、呕吐等颅内压增高表现。术前头颅MRI T1加权成像显示肿瘤呈等信号或低信号，T2加权成像呈稍高信号，增强序列呈不同程度强化。6例患儿的首次手术均顺利完成，4例肿瘤全切除，2例部分切除，术后均未发生手术相关并发症。术后病理学检查可见细胞核分裂明显，Ki-67阳性指数为30%~65%，均证实为CPC。6例患儿的中位随访时间为36个月(6~59个月)；4例患儿(其中2例为肿瘤复发)经历二次手术，2例肿瘤全切除，2例部分切除。至末次随访，4例患儿存活，2例死亡。4例存活的患儿术后均行卡铂＋长春新碱辅助化疗，2例同时辅助全脑、脊髓放疗，临床症状均改善，生长发育正常，预后良好。2例死亡的患儿术后均未行放、化疗等辅助治疗，术后脑室内多处种植、转移后死亡。结论:CPC多发于婴幼儿，多伴有颅内压增高表现，手术应尽可能全切除肿瘤，如术后复发需考虑二次手术切除；对术后肿瘤残留或转移的患儿可考虑放、化疗等辅助性治疗，有助于改善预后。

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治疗对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应用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24例接受PD-1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的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1）经病理学确诊的直肠腺癌，患者年龄范围18~80岁；（2）内镜下肿瘤下缘距离肛缘≤10 cm；（3）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状况评分0~1；（4）初始MRI局部分期为T 3c、T 3d、T 4a和T 4b，或壁外血管侵犯（EMVI）阳性，或mrN 2，或直肠系膜筋膜（MRF）阳性；（5）治疗前无明确远隔转移证据；（6）无盆腔放疗史、直肠癌手术史或化疗史；（7）不伴需抗生素治疗的全身性感染以及免疫系统疾病。排除标准：（1）预期新辅助治疗后肿瘤仍不可切除；（2）过去5年内罹患过其他可能影响患者结局的恶性肿瘤或过去6个月发生过动脉栓塞性疾病；（3）接受过其他类型的抗肿瘤或试验性治疗；（4）孕期或哺乳期女性；（5）合并有其他疾病或精神状态异常；（6）即往接受过抗PD-1抗体等免疫治疗的患者。新辅助治疗包括3个阶段，即PD-1抗体（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联合Cape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3周期；长疗程放疗（调强放疗GTV 50.6 Gy/CTV 41.8 Gy/22 f）；放疗结束后CapeOx方案化疗2周期。第3阶段治疗结束后经过肿瘤疗效评估，行手术治疗或选择等待观察。分析其手术安全性、病理组织学改变及近期肿瘤学结局。 结果:24例患者中男性15例，女性9例，中位年龄65（47~78）岁，肿瘤下缘距离肛缘中位距离4（3~7）cm。肿瘤最大径中位值5.1（2.1~7.5）cm。cT 3和cT 4期分别为20例和4例；cN 1、cN 2a和cN 2b期分别为8例、5例和11例。MRF阳性10例，EMVI阳性10例。所有患者均为错配修复蛋白阳性表达（pMMR）。新辅助治疗期间，6例（25.0%）发生了Ⅰ~Ⅱ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包括3例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截至2021年4月30日，83.3%（20/24）的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19例为R 0切除，16例接受保留肛门括约肌手术；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5.0%（5/20），包括2例Clavien-Dindo Ⅱ级（吻合口出血和伪膜性肠炎各1例），3例Ⅰ级吻合口狭窄。病理学完全缓解（pCR）比例为30.0%（6/20），主要病理学反应率为20.0%（4/20）。 Ras/Raf突变者无一例出现pCR或cCR（0/5），17例 Ras/Raf野生型患者中6例pCR，3例cCR，显著高于 Ras/Raf突变型（ P<0.01）。 Ras/Raf野生型且为分化型腺癌的16例患者，9例达到pCR或cCR。4例未接受手术的患者中，3例为cCR，采取等待观察策略；1例为SD，因无法保肛拒绝手术。末次中位随访时间为11（6~24）个月，仅1例印戒细胞癌患者出现复发。 结论: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及组织病理学退缩结果。联合组织学及基因检测有助于筛选可能获益人群。

目的:对左侧乳腺癌术后内乳区域淋巴结照射的心脏剂量学进行分析，并评估其对患者生命质量的影响。方法:收集2019年5月至2021年5月南通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08例左侧乳腺癌术后行逆向调强放疗（IMRT）患者的临床资料，开展回顾性分析，根据术后放疗是否含内乳区域淋巴结照射分为研究组（含内乳，55例）和对照组（不含内乳，53例）。比较两组计划靶区（PTV）剂量学指标、心脏受量、放疗前后血清心肌损伤标志物及生命质量情况。结果:PTV剂量学方面，研究组和对照组的适形指数（CI）分别为0.73±0.07、0.75±0.08，均匀性指数（HI）分别为0.17±0.03、0.17±0.02，D max分别为（55.69±1.02）Gy、（55.46±1.13）Gy，D mean分别为（50.54±0.23）Gy、（50.48±0.21）Gy，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38， P=0.169； t<0.01， P>0.999； t=1.11， P=0.269； t=1.41， P=0.160）。心脏受量方面，研究组和对照组的D mean分别为（5.93±0.32）Gy、（5.64±0.30）Gy，V 40分别为（0.47±0.10）%、（0.41±0.11）%，V 30分别为（2.48±0.51）%、（2.06±0.4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86， P<0.001； t=2.97， P=0.004； t=4.36， P<0.001）。研究组和对照组放疗前血清肌钙蛋白Ⅰ（cTnⅠ）水平分别为（0.09±0.02）ng/ml、（0.09±0.01）ng/ml，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水平分别为（0.27±0.08）U/L、（0.25±0.08）U/L，肌红蛋白（MYo）水平分别为（3.84±1.02）μg/L、（3.69±0.97）μg/L，脑钠肽（BNP）水平分别为（172.35±16.24）pg/ml、（169.81±15.93）pg/ml，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01， P>0.999； t=1.30， P=0.197； t=0.78， P=0.436； t=0.82， P=0.414）；两组患者放疗后1个月血清cTnⅠ水平分别为（0.09±0.03）ng/ml、（0.09±0.02）ng/ml，CK-MB水平分别为（0.29±0.09）U/L、（0.28±0.08）U/L，MYo水平分别为（4.06±1.08）μg/L、（4.01±1.03）μg/L，BNP水平分别为（175.13±17.09）pg/ml、（172.47±16.28）pg/ml，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01， P>0.999； t=0.61， P=0.544； t=0.25， P=0.806； t=0.83， P=0.410）。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放疗前欧洲癌症治疗与研究组织生命质量量表核心量表（EORTC QLQ-C30）评分分别为（60.24±5.13）分、（61.19±5.46）分，放疗后1个月EORTC QLQ-C30评分分别为（74.12±7.20）分、（75.35±7.88）分，放疗后6个月EORTC QLQ-C30评分分别为（77.53±7.14）分、（78.95±7.08）分，放疗后1年EORTC QLQ-C30评分分别为（75.02±6.93）分、（76.68±6.74）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93， P=0.353； t=0.85， P=0.399； t=1.04， P=0.302； t=1.26， P=0.210）；两组患者放疗后1个月、6个月、1年EORTC QLQ-C30评分均高于放疗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 结论:左侧乳腺癌术后含内乳区域淋巴结照射的IMRT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心脏剂量增加，但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是可行的，短期内对患者心脏功能、生命质量不会造成影响。

目的:探讨影像学检查内乳淋巴结(IMN)阴性的乳腺癌患者IMN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和术前IMN转移风险评估方法，以指导不同IMN转移风险分层患者的内乳淋巴引流区放疗。方法:2012年1月至2019年10月山东省肿瘤医院手术治疗的301例乳腺癌患者，术前CT和MRI均显示无IMN转移且行内乳前哨淋巴结活检和(或)内乳淋巴结清扫，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病理资料。通过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明确IMN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利用IMN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对患者进行IMN转移风险分层。结果:301例患者中，43例检出IMN转移，IMN转移率为14.3%。单因素分析显示，脉管瘤栓、孕激素受体(PR)表达状态、T分期和N分期与IMN转移有关(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肿瘤位于内侧象限、PR阳性、腋窝淋巴结转移是IMN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按照患者存在独立危险因素的情况进行IMN转移风险评估：有0个危险因素为低危组，有1个危险因素为中危组，同时有2~3个危险因素为高危组。按照此评估标准，将301例乳腺癌患者分为低危组(有0个危险因素)、中危组(有1个危险因素)、高危组(有2~3个危险因素)，IMN转移率分别为0(0/34)、4.3%(6/140)和29.1%(37/127)。 结论:根据肿瘤位于内侧象限、PR阳性、腋窝淋巴结转移这3项乳腺癌患者IMN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进行IMN转移的风险分层，可以指导乳腺癌初诊患者内乳淋巴引流区放疗。对于N1患者，伴原发肿瘤位于内侧象限和(或)PR阳性时，强烈建议进行内乳淋巴引流区放疗。

目的:探讨异位内膜发生非典型增生或癌变的子宫腺肌病患者的临床病理特点、治疗及预后。方法:收集2010年1月—2016年10月间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收治的手术后病理诊断中包含“子宫腺肌病”“子宫肌腺病”“子宫腺肌症”“子宫肌腺症”的患者共4 818例，其中异位内膜发生非典型增生或癌变的患者共30例，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病理特点、治疗及预后。结果:（1）临床病理特点：4 818例子宫腺肌病患者中，其异位内膜发生非典型增生或癌变者共30例（0.62%，30/4 818），其中非典型增生、子宫内膜样癌分别为16、14例，各占0.33%（16/4 818）和0.29%（14/4 818）。30例异位内膜发生非典型增生或癌变患者的年龄为（50.8±3.0）岁（27~65岁）；其中，16例异位内膜为非典型增生的患者合并在位内膜子宫内膜样癌13例，合并交界性浆液性乳头状瘤、局灶非典型增生、正常子宫内膜各1例，14例异位内膜为子宫内膜样癌的患者均合并在位内膜子宫内膜样癌。27例异位内膜非典型增生或癌变合并在位内膜子宫内膜样癌的子宫腺肌病患者中，其子宫内膜样癌的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手术病理分期Ⅰa期23例（85%，23/27），Ⅰb期2例（7%，2/27），Ⅲa期2例（7%，2/27）；7%（2/27）的患者有深肌层浸润，7%（2/27）的患者有淋巴脉管间隙浸润。（2）治疗：以手术治疗为主，术后酌情辅以放化疗。30例患者中，13例行子宫全切除+双侧输卵管或附件切除术，包括术前诊断为子宫腺肌病1例、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7例、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不除外癌变5例；17例行子宫全切除+双侧附件切除+盆腔淋巴清扫术，包括术前诊断为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不除外癌变、术中剖视可疑子宫肌层浸润2例，子宫内膜样癌14例，以及1例附件区肿物待查患者，术中冰冻病理检查提示右侧卵巢子宫内膜样癌（术中同时行大网膜切除+阑尾切除术）。7例患者术后行辅助化疗和（或）放疗，包括Ⅰa期3例（其中腹水细胞学阳性、淋巴脉管间隙浸润阳性、G 2各1例）、Ⅰb期2例、Ⅲa期2例。（3）预后：30例患者的中位随诊时间为60个月（32~104个月），随访期内无复发和死亡。 结论:子宫腺肌病患者异位内膜非典型增生或癌变的发生率低，多合并子宫在位内膜病变。异位内膜发生非典型增生或癌变可能不增加子宫腺肌病合并子宫内膜癌患者的深肌层浸润、淋巴脉管间隙浸润、复发和死亡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