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浙江省血液中心无偿献血者乙肝酶免阳性核酸阴性感染情况[以下简称HBsAg-ELISA(+)/HBV-DNA(－)]，探讨造成酶免与核酸结果不一致的原因。方法:对常规血液筛查结果为HBsAg-ELISA(+)/HBV-DNA(－)献血者进行单人份核酸再次检测，分析该类献血者的检测结果。结果:2022年5月至11月共114 017例献血者中筛选出205例HBsAg-ELISA(+)/HBV-DNA(－)标本，男性献血者(0.14%)显著低于女性献血者(0.24%) ( χ2＝ 14.761， P<0. 005)；初次献血者(0.32%)显著高于再次献血者(0.09%) ( χ2 ＝ 78.781， P<0.005)；不同文化程度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47.753， P<0.005)。经单人份核酸再次检测后，ELISA双试剂阳性标本再次检测核酸阳性率高于单试剂阳性标本(χ 2＝94.378， P<0.005)；ELISA试剂1与试剂2再次检测核酸阳性率无显著性差异( χ2＝0.163， P>0.005)；2种核酸检测系统的再次核酸检测阳性率无显著性差异( χ2＝0.626， P>0.005)。血清学补充实验显示11例HBV-DNA(+)标本经化学发光检测后共出现2种血清学组合模式，分别是HBsAg(+)/HBeAb(+)和HBeAb(+)，大部分为HBsAg(+)/HBeAb(+)，共10例，占90.91%，只有一例为HBeAb(+)，占9.09%；HBsAg定量结果显示大多数处于低HBsAg水平。 结论:通过单人份核酸检测方法再次检测后，献血者HBsAg-ELISA(+)/HBV-DNA(－)标本中有一定比例为HBV-DNA(+)。但大部分标本仍为HBV-DNA(－)，还需进行HBV血清学标志物和HBV-DNA的补充实验来确定其真实感染状态，明确造成酶免与核酸结果检测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另外，在献血者筛查中，尽可能选择灵敏度和特异度较高的核酸和HBsAg检测试剂，确保结果准确性。

目的:探讨白细胞分化抗原14亚型(sCD14-ST, presepsin)对老年急性左心衰竭合并细菌性肺炎的临床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急诊科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入院的单纯老年急性左心衰竭（对照组）和老年急性左心衰竭合并细菌性肺炎患者共111例。应用化学发光免疫测试法检测所有研究对象外周血presepsin,同时搜集其他临床资料如发热、血降钙素原、C反应蛋白、血白细胞等。组间比较以上参数的差异，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老年急性左心衰竭合并细菌性肺炎诊断的独立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presepsin、降钙素原和白细胞对于鉴别诊断的价值。结果:合并细菌性肺炎组患者入院时血presepsin（500.9±283.5）ng/L高于对照组（167.7±102.3）n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902, P=0.00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presepsin升高、降钙素原升高和发热是诊断合并细菌性肺炎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结果显示入院时血presepsin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87(95% CI: 0.825~0.949， P<0.001)，降钙素原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94(95% CI: 0.704~0.885， P<0.001)，血白细胞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566(95% CI: 0.455~0.678， P=0.231)。presepsin取截断值为227 ng/L时诊断的敏感度为82.0%，特异度为83.6%，阳性似然比为5，阴性似然比为0.22，阳性预测值为80.4%，阴性预测值为85%。 结论:Presepsin对鉴别老年急性左心衰竭合并细菌性肺炎有重要诊断价值。

目的:探究生物素对免疫检测的干扰及大剂量服用生物素对免疫指标的影响。方法:招募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体检健康的志愿者34名，并将其分为5组：对照组(10例)、低剂量组(6例)、中剂量组(6例)、高剂量组(6例)和超高剂量组(6例)。同期选择本院10例慢性心衰稳定期随访者作为稳定心衰组，采用化学发光法自动化检测平台检测心肌肌钙蛋白I、肌钙蛋白T水平，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方法检测生物素水平。结果:与对照组相比，稳定心衰组患者第1日至第5日生物素浓度明显降低，肌钙蛋白I、肌钙蛋白T水平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1d＝11.40、13.33、63.60， t2d＝17.11、6.67、63.42， t3d＝14.10、13.33、64.71， t4d＝16.67、6.67、62.43， t5d＝15.80、13.33、66.05， P值均<0.001)。与用药前相比，服用5 mg生物素后低剂量组、服用10 mg生物素后中剂量组、服用20 mg生物素后高剂量组、服用50 mg生物素超高剂量组肌钙蛋白I、肌钙蛋白T及生物素浓度均明显升高，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F＝148.11、53.08、38.39、147.26、57.47、42.63、152.82、69.26、58.63、152.68、62.57、48.27， P值均<0.001)。 结论:生物素会干扰链霉亲和素捕获目标分析物的能力，从而导致检测结果的假性升高或者降低，影响临床判断。

目的:探讨组蛋白去乙酰化酶11(HDAC11)抗乙肝病毒(HBV)的体内效果和毒性。方法:选取4~6周龄雄性C57BL/6 (H-2b)小鼠，通过尾静脉高压水注射法建立HBV体内复制模型。采用随机数表法分组方式分为5组：正常对照组，仅给予磷酸缓冲盐溶液(PBS)处理；模型组，仅注射HBV复制质粒；HDAC11低、中、高剂量组，在注射HBV复制质粒的同时分别给予2.5、5.0、10.0 μg/只小鼠剂量的HDAC11过表达质粒。于注射后第1、4、7、10、14天采集小鼠眼眶静脉血，通过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检测法分析血清中乙肝表面抗原(HBsAg)、e抗原(HBeAg)的水平；通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PCR)分析血清中HBV脱氧核糖核酸(DNA)的水平；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分析肝组织中核心抗原(HBcAg)的表达水平。采用Student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给药后第1天，HDAC11低、中、高剂量组的HBsAg水平均显著低于模型组[(165.99±50.35)比(238.69±31.99) IU/ml， t＝3.498， P<0.01]，[(89.92±34.55)比(238.69±31.99) IU/ml， t＝8.937， P<0.01]，[(26.56±19.45)比(238.69±31.99) IU/ml， t＝16.027， P<0.01]。给药后第4天，HDAC11中、高剂量组的HBsAg水平仍显著低于模型组[(164.86±67.99)比(242.78±20.42) IU/ml， t＝3.104， P<0.01]，[(70.78±44.76)比(242.78±20.42) IU/ml， t＝9.889， P<0.01]。给药后第1天，HDAC11中、高剂量组的HBeAg水平均显著低于模型组[(4.43±1.62)比(12.05±5.90)， t＝3.523， P<0.01]，[(1.91±1.11)比(12.05±5.90)， t＝4.778， P<0.01]。给药后第4天，HDAC11低、中、高剂量组的HBV DNA水平显著低于模型组[(4.64±2.60)×10 3比(3.11±1.63)×10 4 IU/ml， t＝3.197， P<0.05]，[(2.08±1.27)×10 3比(3.11±1.63)×10 4 IU/ml， t＝3.541， P<0.05]，[(3.41±2.30)×10 3比(3.11±1.63)×10 4 IU/ml， t＝3.354， P<0.05]。肝组织中的HBcAg水平显著降低。给药组血清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水平及动物体重等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 结论:HDAC11在体内具有显著的抗HBV复制的效果，且毒性较低。

目的:探讨血清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PC3）检测在原发性肝细胞癌（HCC）辅助诊断、疗效监测等方面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选择2018年3月至2019年5月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诊断为HCC的患者166例作为实验组，以同医院体检中心健康者94名、良性肝病患者50例分别作为健康对照组和良性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和电化学发光法分别检测血清GPC3和甲胎蛋白（AFP）含量［中位数（四分位数Q1，Q3）］，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GPC3联合AFP等指标在HCC中的诊断准确性。结果:HCC患者组的血清GPC3含量为0.210（0.048，0.801）mg/L，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0.029（0.019，0.052）mg/L及良性对照组0.033（0.021，0.043）mg/L（ Z=-7.69， P<0.001）；谷草转氨酶（AST）（ Z=-7.02）、谷丙转氨酶（ALT）（ Z=-6.85）和AFP（ Z=-8.36）在三组人群中均存在明显差异（ P均<0.001）；HCC患者的血清GPC3浓度与ALT（ Z=-3.77）、AST（ Z=-4.09）相关（ P均 <0 .001）。通过ROC曲线确定GPC3的Cut-off值0.077 mg/L后，血清GPC3联合AFP检测对HCC的灵敏度高达87.82%，特异性为77.86%，阳性预测值为82.53%，阴性预测值为84.29%。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HCC-GPC3相关模型，其ROC曲线下面积为0.882，总灵敏度为91.10%，总特异性为72.73%。进一步分析，HCC患者的术后血清GPC3含量0.454（0.019，0.286）mg/L较术前0.608（0.039，0.554）mg/L明显降低（ Z=-7.32， P<0.001）。 结论:血清GPC3水平检测可应用于HCC的辅助诊断及疗效监测，联合GPC3及AFP可提高HCC的诊断效能。

目的:调查中国50岁以上表观健康人群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Lp-PLA2）水平分布，建立相应参考范围，并进行性别和地区差异分析。方法:全国北方和南方大部分地区的24个中心收集50岁以上表观健康人群7 897份标本，排除信息缺失和离群值样本后共计7 084份标本纳入统计分析，其中来自北方区和南方区的受试者分别为4 752和2 332名。年龄50~95（63.8±10.0）岁。男性受试者4 029名，年龄（64.8±10.3）岁；女性受试者3 055名，年龄（62.6±9.4）岁。空腹状态下采集外周静脉样本，使用全自动磁微粒化学发光法检测Lp-PLA2质量浓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WS/T 402-2012和CLSI C28-A3文件进行总体和亚组间参考区间分析，采用 Z检验确定是否按照性别和地区设置参考区间。 结果:50岁以上表观健康人总体、男性、女性的Lp-PLA2质量浓度分布均为正态分布，分别为（143.9±52.6）、（149.0±53.7）和（137.2±50.3）μg/L，95%参考上限分别为230.4 μg/L（90% CI 228.6~232.1 μg/L）、237.3 μg/L（90% CI 234.9~239.7 μg/L）和219.9 μg/L（90% CI 217.3~222.5 μg/L）。但性别间 Z值（9.6）< Z*（16.3）截断值，提示男性和女性可采用同一95%参考区间。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50岁以上表观健康人Lp-PLA2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2）。 结论:通过数据调查分析并建立了50岁以上表观健康人群统一的Lp-PLA2质量浓度95%参考区间。男性Lp-PLA2质量浓度略高于女性，但是不符合分组设置参考区间标准。同样南方与北方地区间Lp-PLA2平均质量浓度无差异。

目的:探讨洗脱前醛固酮/肾素浓度比值（ADRR）筛查中国人群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PA）的切点值，降低PA筛查中洗脱药物带来的风险。方法:入选2017年1月到2019年10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高血压病房住院的高血压患者。参照美国2016年PA诊断指南及我国2016年PA诊断共识进行PA诊断。测定药物洗脱前后的血醛固酮浓度（PAC）、肾素浓度（DRC）及ADRR。绘制ADRR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以Youden指数最大时，确定最佳切点值。结果:入选高血压患者542例，其中确诊为原发性高血压（EHT）患者467例（男297例，女170例），确诊为PA患者75例（男51例，女24例）。PA患者洗脱前后的PAC、ADRR均高于EHT患者[150.0（130.0，210.0）比120.0（80.0，170.0）ng/L，170.0（120.0，260.0）比130.0（90.0，180.0）ng/L；28.9（15.9，63.5）比4.3（1.9，11.8）（ng/L）/（mU/L）, 55.6（39.0，109.0）比9.8（4.5，21.3）（ng/L）/(mU/L),P ≤0.001]，而洗脱前后的DRC均低于EHT[4.0（2.0，10.0）比27.0（10.0，64.0）mU/L, 3.0（2.0，4.0）比12.2（5.0，27.0）mU/L, P<0.001]。EHT及PA组洗脱后均为PAC升高（ P=0.001， P<0.001），DRC降低（均 P<0.001），ADRR升高（均 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洗脱前ADRR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68（95 %CI：0.836~0.895）。洗脱前ADRR以7.8 (ng/L)/(mU/L）为切点值筛查PA的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94.7%、66.8%，此时Youden指数最大（0.615）。 结论:洗脱前ADRR >7.8 (ng/L)/(mU/L）可作为切点，在不能进行药物洗脱条件下作为筛查PA的替代指标。

目的:探讨血清总同型半胱氨酸（tHcy）水平与脊髓亚急性联合变性（SCD）的相关性。方法:采用回顾性调查研究，选取2008年1月至2019年2月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神经内科病房收住的临床确诊为SCD的106例患者作为病例组，另选同期病房收住的非SCD脊髓病变患者（121例）及门诊非脊髓病变神经科轻症患者（104例）作为对照组，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测量血清tHcy浓度，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SCD发病风险的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的曲线下面积（AUC）、敏感度、特异度和约登指数（YI）评价tHcy在SCD的诊断效能，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观察tHcy与SCD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根据tHcy水平将SCD病例组分为tHcy正常或轻度增高组、tHcy中度增高组、tHcy重度增高组，比较三组临床表现、神经传导速度、磁共振资料情况。结果:SCD组血清tHcy含量为64.3（26.5，98.8）μmol/L，高于非SCD脊髓病变组 13.7（10.8，19.2）μmol/L（ H=112.020， P<0.001）及非脊髓病变神经科轻症组10.6（8.2，13.0）μmol/L（ H=165.525， 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tHcy是SCD的影响因素（ OR=1.107， 95%CI：1.077~1.139， P<0.001）。ROC曲线显示，tHcy诊断SCD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13（ 95%CI：0.875~0.951），最佳临界值为24.9 μmol/L，在此临界值下的敏感度为79.2%，特异度为91.6%。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tHcy与SCD残疾功能评分呈正相关（ r=0.254， P=0.009）。 结论:血清tHcy是SCD的危险因素，并可能与疾病残疾程度相关。关注tHcy水平增高，对SCD诊断具有积极作用。

目的:观察高压氧(HBO)治疗对亚急性期创伤性脑损伤(TBI)患者腺垂体功能的影响。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66例亚急性期TBI腺垂体功能低下患者分为对照组及HBO组，每组33例。2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治疗(包括脱水降颅压、抗感染、预防癫痫、预防褥疮、营养神经、补液及康复治疗等)，HBO组在此基础上辅以HBO干预，HBO治疗压力为0.2 MPa(2.0 ATA)，每日治疗1次，每周治疗6次，共治疗20次。于治疗前、治疗20次后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患者血清中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生长激素(GH)、促甲状腺激素(TSH)、催乳素(PRL)、黄体生成素(LH)、卵泡刺激素(FSH)、皮质醇(COR)、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游离四碘甲状腺原氨酸(FT4)、睾酮(TES)及雌二醇(E2)水平，对ACTH、GH、TSH、PRL、LH、FSH赋值并计算垂体总体激素评分。结果:治疗20次后发现HBO组PRL、LH、TES的对数值及垂体总体激素评分[分别为(1.3±0.2)μg/L、(1.0±0.4)mU/L、(2.5±0.2)ng/dl和(22.0±2.6)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水平[分别为(1.1±0.2)μg/L、(0.8±0.3)mU/L、(2.4±0.3)ng/dl和(20.5±2.3)分]，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在常规干预基础上辅以HBO治疗能进一步提高亚急性期TBI患者多种激素水平，促进垂体功能恢复。

目的:探讨中国西北地区呼吸道过敏性疾病患者的过敏原谱、血清特异性免疫球蛋白E（sIgE）在不同年龄、性别、疾病的分布特征及致敏模式。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回顾性收集2019年6月至2022年10月就诊于甘肃省人民医院、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银川市妇幼保健院、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门诊或住院部的1 161例经临床诊断为呼吸道过敏性疾病患者，采用HAIKE ALLEOS 2000荧光磁微粒化学发光法对其进行12种吸入性过敏原的sIgE检测，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 2检验/Fisher精确检验（多组间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校正，双侧 P<0.05/3=0.017则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连续数值型变量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 结果:1 161例患者sIgE阳性检出率为66.8%（776/1 161），阳性率最高的3种吸入性过敏原是艾蒿（599/1 161，51.6%）、法国菊（565/1 161，48.7%）、蒲公英（412/1 161，35.5%）。在不同年龄分组中，sIgE阳性率最高的是7~18岁（379/513，73.9%），最低的是4~6岁（222/370，60.0%），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2=21.177， P<0.001）。艾蒿、法国菊、车前草、梯牧草、桦树、屋尘螨、粉尘螨、猫皮毛屑、狗皮毛屑、德国蟑螂在7~18岁年龄组形成致敏高峰。在不同疾病分组中，sIgE阳性率最高的是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组（500/717，69.7%）、最低为哮喘组（76/144，52.8%），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2=15.563， P<0.001）。在不同性别分组中，男性sIgE阳性率（503/711，70.7%）高于女性sIgE阳性率（273/450，60.7%），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2=12.630， P<0.001）。sIgE阳性患者中多重致敏率达86.9%（674/776），双重致敏率为16.8%（130/776）。Pearson相关性结果显示，蒲公英和法国菊（ r=0.93， P<0.001）之间存在极强相关性，艾蒿和法国菊（ r=0.64， P<0.001）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共致敏分析中，艾蒿、法国菊、蒲公英、车前草、梯牧草共致敏的患者数占多重致敏总人数的25.2%（170/674），艾蒿、法国菊、蒲公英共致敏的患者数占多重致敏总人数的58.3%（393/674），艾蒿、法国菊、蒲公英、车前草共致敏的患者数占多重致敏总人数的35.6%（240/674）。 结论:艾蒿、法国菊、蒲公英为中国西北地区主要的吸入性过敏原，sIgE阳性率在不同年龄、疾病和性别之间存在差异。过敏原多重致敏率高，花粉过敏原sIgE两两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表明过敏原之间可能存在共同致敏或交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