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研究人工智能医学影像辅助诊断系统对肺磨玻璃结节(GGN)良恶性及判断病理成份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从行胸部CT检查发现GGN的患者中随机选取符合条件的44例纳入研究.根据病理结果分成腺癌组GGN与炎性病变组GGN,然后根据贴壁成份的占比不同将腺癌组GGN分成高占比组和低占比组,记录2组测量参数(包括病灶长径、平均CT值、CT值标准差、紧凑度、球形度及患者年龄).采用SPSS 20.0软件统计分析2组间差异,对有统计学意义的定量参数进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评价各测量参数鉴别良恶性GGN及判断恶性GGN病理成分的能力,同时根据最大约登指数(YI)计算该测量参数的最佳诊断阈值,获得曲线下面积(AUC)、敏感度和特异度,P＜0.05被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最后根据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得出鉴别良恶性GGN及判断恶性GGN组织成分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 ①在腺癌组GGN与炎性病变组GGN测量数据对比中,腺癌组GGN病灶长径、平均CT值、CT值标准差大于炎性病变组GGN(P＜0.05),腺癌组GGN紧凑度、球形度均小于炎性病变组GGN(P＜0.05),而2组GGN患者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在高占比腺癌组GGN和低占比腺癌组GGN测量数据对比中,仅发现高占比腺癌组GGN平均CT值小于低占比腺癌组GGN(P＜0.05),其他无差异.③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鉴别腺癌GGN与炎症GGN的独立因素为病灶长径;鉴别高占比腺癌GGN和低占比腺癌GGN的独立因素为平均CT值.结论 基于人工智能医学影像辅助诊断系统CT特征定量分析有助于鉴别良恶性GGN,以各项指标联合诊断的效能最佳;但在判断恶性GGN的病理成份方面能力有限,但仍需结合临床其他各项指标进行综合判断才能做出更准确的诊断.人工智能医学影像辅助诊断系统对GGN良恶性及判断病理成份有较大的临床应用价值,以各项指标联合诊断的效能最佳.

目的 编制关节镜日间手术患者延续护理需求问卷,并检验其信度、效度,为临床提供评估工具.方法 2022 年8月—12月以奥马哈问题分类系统为指导框架,通过文献回顾、质性访谈建立问卷条目池,选择全国6个省市临床护理、护理管理、临床医学、康复医学等 6 个领域的 15 名专家,采用德尔菲法对该问卷进行两轮专家函询构建问卷初稿;2023 年 3 月—8 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山东省济南市4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280例关节镜日间手术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并检验其信度与效度.结果 两轮专家函询的积极系数分别为 83.33%和 100.00%,权威程度系数均为 0.82,该指标Kendall协调系数W分别为 0.169和 0.218,第一轮函询二级指标各条目的重要性均数为 4.13～4.80 分,该指标变异系数为 0.086～0.208,满分率为 33.33%～80.00%;第二轮函询二级指标各条目的重要性均数为 4.20～5.00 分,该指标变异系数为 0.00～0.18,满分率为 40%～100.00.共调查 280例患者,问卷总的Cronbach α系数为 0.922,折半信度为 0.79;问卷总体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scale-level content validity index,S-CVI)以及问卷条目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item-level content validity index,I-CVI)均为 1;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为 0.925,Bartlett's球形检验值为 5456.320(P<0.001),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3.319%.经信度、效度检验后形成包含环境领域 2 个条目、心理社会领域 5 个条目、生理领域 15 个条目、健康相关行为领域 8 个条目共 30 个条目的正式版问卷.结论 关节镜日间手术患者延续护理需求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适用于评估我国关节镜日间手术患者延续护理的相关需求.

目的:探讨鼻腔鼻窦淋巴上皮癌（LEC）的CT和MRI特征性影像学表现，并与嗅神经母细胞瘤（ONB）的动态增强和扩散加权成像（DWI）参数比较。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2月至2019年11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经病理证实的7例鼻腔鼻窦LEC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资料，男5例，女2例，年龄35~58（45±9）岁。观察其CT和MRI表现，测量MRI动态增强参数和表观扩散系数（ADC）值。收集同期18例ONB患者影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校正 t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LEC和ONB患者间各参数差异。 结果:6例LEC肿瘤起源于鼻腔筛窦区，1例起源于鼻眶区，其中位于左侧6例，双侧1例。7例LEC均表现为软组织影伴骨质破坏，3例伴骨质硬化；病变实性部分密度及信号较均匀，出现不同程度局部浸润。病变形态表现为局限性肿块及沿黏膜蔓延两种形式，其中条状息肉样肿块3例，球形肿块3例，沿鼻腔及鼻甲蔓延增厚1例。6例LEC患者行MRI动态增强扫描，最大强化指数（CI max）为1.51±0.46，流出率（WR）为14.26%±6.24%，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平台型4例、流出型2例，达峰时间（T peak）为（40.09±4.59）s，呈迅速达峰表现。6例LEC患者行DWI检查，ADC值为（0.80±0.14）×10 -3 mm 2/s。LEC与ONB之间比较WR、ADC值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t=4.873， P=0.020； t=3.255， P=0.025）。 结论:LEC的影像表现具有一定特征，结合鼻腔鼻窦LEC常规影像学表现、功能MRI参数指标及临床资料等，有助于与其他鼻腔鼻窦恶性肿瘤鉴别。

目的:利用胎儿心脏定量分析(fetal heart quantification，fetal HQ)技术评价法洛四联症(TOF)胎儿心脏形态和功能。方法:回顾性选取2020年3月至2022年3月于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经胎儿超声心动图诊断为TOF的胎儿52例(TOF组)及与其孕周相匹配的正常胎儿200例(对照组)，利用fetal HQ技术和常规M型超声技术测量两组胎儿心脏大血管的基本参数：主动脉瓣环直径(aortic valve diameter，AV)、肺动脉瓣环直径(pulmonary artery valve diameter，PV)、主肺动脉直径(main pulmonary artery diameter，MPA)及其Z-评分；整体形态测量包括胎儿心脏四腔心切面(4CV)舒张末期长径、横径、面积、整体球形指数(GSI)，左右心室的面积、长度及其比值；左室和右室功能测量：包括射血分数(EF)、面积变化率(FAC)、三尖瓣环收缩期位移(TAPSE)、左室和右室纵向应变(GLS)以及左室和右室各自的24节段舒张末期横径(ED)、球形指数(SI)、短轴缩短率(FS)。分析比较两组之间上述参数的差异，并且分别对TOF胎儿左、右室GLS的绝对值与PV/AV、PV Z-评分、MPA Z-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利用ROC曲线确定TOF胎儿GSI、左室EF、左室FAC的最佳临界值，得出其对应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结果:TOF组与对照组间4CV舒张末期长度、面积、GSI、左室面积、左右室长度、左室EF、左室FAC、左右室GLS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左室15~24节段、右室1~21节段ED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左室1~16节段、21~24节段及右室所有节段SI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左室所有节段、右室1~2节段FS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余参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TOF胎儿左室GLS的绝对值与PV/AV、PV Z-评分、MPA Z-评分呈正相关( rs＝0.338、0.441、0.458，均 P<0.05)，右室GLS的绝对值与PV/AV、PV Z-评分、MPA Z-评分呈正相关( rs＝0.418、0.368、0.338，均 P<0.05)。GSI、左室EF、左室FAC在诊断胎儿TOF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1.19、59.05%、44.4%，此时诊断TOF的敏感性分别为0.78、0.75和0.80，特异性分别为0.88、0.88和0.83，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9、0.88、0.89。 结论:Fetal HQ技术能够简单可靠地对胎儿的心脏形态和功能进行定量评估，能为TOF胎儿心脏形态和功能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数。

目的:应用胎儿心脏定量分析技术(fetal HQ)定量分析肺动脉狭窄(PS)和肺动脉闭锁(PA)胎儿心脏形态及左、右心室收缩功能，评估不同程度右心室流出道梗阻(RVOTO)对胎儿左、右心室收缩功能的影响，为构建一种胎儿PS及PA进展预测模型和临床决策工具进行早期的数据积累和参数探索。方法:回顾性选取2020年7月至2021年12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超声科行胎儿超声心动图检出的轻中度PS胎儿42例和重度PS或PA胎儿23例作为病例组，选取与其孕周相匹配的正常胎儿195例作为对照组，利用fetal HQ技术测量两组胎儿整体球形指数(GSI)，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左、右心室面积变化率(LVFAC、RVFAC)和左、右心室纵向应变(LVGLS、RVGLS)以及左心室和右心室各自的24节段球形指数(SI)、短轴缩短率(FS)，分析比较病例组与对照组及病例组内的差异。结果:与对照组比较，病例组GSI、LVGLS、LVEF、LVFAC 、RVGLS、RVFAC均减低，轻中度PS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重度PS/P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轻中度PS组左心室第2节段、右心室第24节段SI和左心室第1～13节段、右心室第1～16节段、右心室第20～24节段FS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重度PS/PA组右心室第1～22节段SI和左心室第6～13节段、左心室第21～24节段、右心室第1～14节段FS减低，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重度PS/PA组RVGLS、RVFAC、右心室第1～17节段SI较轻中度PS组减低(均 P<0.05)。 结论:初步研究结果显示fetal HQ提供的定量指标可以用于罹患PS/PA胎儿的心脏形态及功能的评估，为进一步深入了解此类胎儿的心脏形态与功能改变提供参考信息。

目的:探讨不同等级肥胖症行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LSG）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1月至2021年12月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收治的139例不同等级肥胖症患者的临床资料；男37例，女102例；年龄为（32±9）岁。139例患者中，Ⅰ级、Ⅱ级、Ⅲ级肥胖症分别为45、44、50例。观察指标：（1）不同等级肥胖症患者术中及术后情况。（2）不同等级肥胖症患者血液学相关指标。（3）不同等级肥胖症患者减重效果相关指标。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3组间比较采用One-way Anova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3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重复测量数据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1）不同等级肥胖症患者术中及术后情况。45例Ⅰ级肥胖症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术后30 d内再入院分别为2.0（1.5~2.0）h、50（50~100）mL、5（4~6）d、2例。44例Ⅱ级肥胖症患者和50例Ⅲ级肥胖症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0（1.5~2.0）h、60（50~187）mL、5（4~6）d、4例和2.0（1.5~2.1）h、60（50~135）mL、5（4~7）d、4例。3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H=4.11，0.77，3.59， P>0.05），术后30 d内再入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不同等级肥胖症患者血液学相关指标。139例患者均完成术后3、6、12个月随访。Ⅰ级肥胖症患者术前，术后3、6、12个月总胆固醇（TC）分别为（4.5±0.9）mmol/L、（4.6±0.9）mmol/L、（4.3±0.8）mmol/L、（4.6±1.1）mmol/L，Ⅱ级和Ⅲ级肥胖症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4.5±0.8）mmol/L、（4.4±0.8）mmol/L、（4.4±1.0）mmol/L、（4.3±0.9）mmol/L和（4.4±1.0）mmol/L、（4.7±1.1）mmol/L、（4.5±0.8）mmol/L、（4.4±0.5）mmol/L，不满足球形检验（ χ2=20.81， P<0.05），采用多变量检验结果显示：3者TC时间效应、组间效应、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F时间=0.45， F组间=0.40， F交互=0.66， P>0.05）。Ⅰ级肥胖症患者术前，术后3、6、12个月甘油三酯（TG）分别为（2.0±1.1）mmol/L、（1.3±0.4）mmol/L、（1.0±0.4）mmol/L、（1.0±0.4）mmol/L，Ⅱ级和Ⅲ级肥胖症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2±1.1）mmol/L、（1.5±0.5）mmol/L、（1.1±0.3）mmol/L、（1.0±0.3）mmol/L和（2.3±1.1）mmol/L、（1.7±0.7）mmol/L、（1.4±0.6）mmol/L、（1.2±0.4）mmol/L，不满足球形检验（ χ2 =290.49， P<0.05），采用多变量检验结果显示：3者TG时间效应、组间效应、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时间=80.44， F组间=4.13， F交互=2.67， P<0.05）。Ⅰ级肥胖症患者术前，术后3、6、12个月维生素D分别为（12.9±5.9）μg/L、（16.5±5.9）μg/L、（18.0±6.3）μg/L、（20.1±5.7）μg/L，Ⅱ级和Ⅲ级肥胖症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1.5±4.4）μg/L、（17.1±5.0）μg/L、（18.2±5.6）μg/L、（20.2±6.6）μg/L和（9.8±3.5）μg/L、（17.2±4.6）μg/L、（18.1±4.7）μg/L、（19.5±5.2）μg/L，不满足球形检验（ χ2 =53.07， P<0.05），采用多变量检验结果显示：3者维生素D时间效应、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时间=150.88， F交互=3.86， P<0.05），组间效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组间=0.35， P>0.05）。（3）不同等级肥胖症患者减重效果相关指标。Ⅰ级肥胖症患者术前，术后3、6、12个月体质量，体质量指数（BMI）分别为（88±8）kg、（71±8）kg、（65±8）kg、（61±7）kg，（32±2）kg/m 2、（26±2）kg/m 2、（24±2）kg/m 2、（22±2）kg/m 2，Ⅱ级和Ⅲ级肥胖症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06±11）kg、（82±8）kg、（75±9）kg、（70±9）kg，（37±1）kg/m 2、（29±2）kg/m 2、（26±2）kg/m 2、（25±3）kg/m 2和（131±20）kg、（101±15）kg、（89±13）kg、（79±12）kg，（45±6）kg/m 2、（35±5）kg/m 2、（31±4）kg/m 2、（27±4）kg/m 2，均不满足球形检验（ χ2 =194.60，179.52， P<0.05），采用多变量检验结果显示：3者体质量和BMI时间效应、组间效应、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时间=492.59，543.86， F组间=89.13，95.91， F交互=13.97，13.32， P<0.05）。Ⅰ级肥胖症患者术后3、6、12个月多余体质量减少百分比（EWL%）为61%±16%、84%±21%、96%±23%，Ⅱ级和Ⅲ级肥胖症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55%±7%、72%±16%、85%±19%和45%±12%、64%±15%、78%±7%，不满足球形检验（ χ2 =51.61， P<0.05），采用多变量检验结果显示：3者EWL%时间效应、组间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时间=374.52， F组间=15.69， P<0.05），交互效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交互=1.08， P>0.05）。Ⅰ级肥胖症患者术后3、6、12个月总体质量减少百分比（TWL%）分别为19%±5%、26%±6%、30%±6%，Ⅱ级和Ⅲ级肥胖症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1%±6%、29%±6%、34%±7%和22%±7%、32%±7%、39%±8%，不满足球形检验（ χ2 =58.54， P<0.05），采用多变量检验结果显示：3者TWL%时间效应、组间效应、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时间=290.61， F组间=12.32， F交互=5.49， P<0.05）。Ⅰ级肥胖症患者术前，术后3、6、12个月腰臀比，内脏脂肪面积分别为0.92±0.04、0.86±0.03、0.84±0.03、0.83±0.03，（129±19）cm 2、（79±17）cm 2、（63±15）cm 2、（57±14）cm 2，Ⅱ级和Ⅲ级肥胖症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0.98±0.05、0.90±0.05、0.87±0.05、0.86±0.05，（169±20）cm 2、（105±23）cm 2、（85±20）cm 2、（73±20）cm 2和1.05±0.09、0.94±0.06、0.91±0.06、0.89±0.05，（218±42）cm 2、（144±35）cm 2、（114±26）cm 2、（96±19）cm 2，均不满足球形检验（ χ2 =289.99，191.92， P<0.05），采用多变量检验结果显示：3者腰臀比和内脏脂肪面积时间效应、组间效应、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时间=361.39，707.60， F组间=34.28，12.69， F交互=8.31，94.89， P<0.05）。 结论:LSG可改善不同等级肥胖症患者TG和维生素D水平，并降低患者体质量、BMI、EWL%、TWL%、腰臀比和内脏脂肪面积。

痴呆是一种以认知和日常生活功能损伤为特征的神经障碍，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是常见的类型之一。先前研究表明低血红蛋白和贫血与认知功能损伤和AD有关。然而，其他血细胞指标与痴呆风险的关联关系以及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基于英国生物银行队列，纳入了313 448名中老年人（平均年龄60.38岁）以探索多种血细胞指标与痴呆风险的关联和潜在机制。Cox回归和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用于研究线性和非线性的纵向关联，孟德尔随机化分析用于确定因果关系，线性回归模型被用来探索受大脑结构所驱动的潜在机制。结果显示，在平均9.03年的随访中，6 833例参与者患上痴呆。Cox回归结果提示红细胞水平降低（ HR=0.90，95% CI：0.87~0.92）、网织红细胞成熟参数水平升高（平均网织红细胞体积： HR=1.07，95% CI：1.04~1.10；平均球形细胞体积： HR=1.07，95% CI：1.04~1.10；未成熟网织红细胞分数： HR=1.15，95% CI：1.11~1.19）和白细胞水平升高（ HR=1.04，95% CI：1.03~1.06）与较高的痴呆发病率相关。降钙素和血小板平均容积与痴呆存在U型关联，风险最低点分别约为0.26%和9.78 fL。孟德尔随机化的结果表明血红蛋白（ PIVW=0.03）和红细胞分布宽度（ PIVW=0.01）与AD有因果关系。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血红蛋白与内侧眶额皮质（左半球， PHGB=0.04）、外侧眶额皮质（左半球： PHGB=0.02，右半球： PHGB=0.03）、中颞皮质（左半球： PHGB=0.02）、苍白球（左半球： PHGB=0.001，右半球： PHGB<0.001）和大部分白色束脑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并且血细胞指数和具有丰富血管的脑区域之间存在强关联。本研究是第一个基于人群的队列以调查血细胞指标和贫血与痴呆发病率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定期进行血液检查，可以监测和纠正血细胞异常，有助于降低痴呆的发病率。

为探讨并修订驾驶员压力量表（driver stress inventory，DSI）中文版在我国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及广州）驾驶员人群中的因子结构及信效度。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选取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12年开展的“城市工薪族市内交通出行焦虑情绪研究”收集的数据，该数据通过委托第三方调查机构在北京、上海及广州三地分别选取300名（共900人，有效数据量表889份）驾驶人员，采用驾驶员压力量表（DSI）和自编出行及压力缓解量表，通过线上作答的方式对其驾驶压力等指标进行测查，测查内容主要从驾驶攻击、不喜欢驾驶、危险监控，驾驶疲劳和刺激寻求五个维度收集驾驶员自陈压力数据。将总样本按奇偶分组，采用相关和 t检验等项目分析方法及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和最优斜交转轴法（Promax）的探索性因素分析方法对奇数编号445份样本进行DSI问卷修订；项目分析结果显示，原DSI量表48个条目中10个条目题总相关系数低于0.3，6个条目的题总相关关系不显著（ r=-0.078~0.079， P>0.05），高低分组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均存在显著差异（ t=-16.642~0.091， P<0.001），删除此16个条目，剩余32个条目；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KMO=0.938>0.900，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著（χ2=6361.974， df=496， P<0.001），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其中2个条目组成独立因子，不符合心理测量的相关标准并删除，最终保留30个条目，且新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优于原量表（ α=0.932>0.877）。基于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进一步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对偶数编号444份样本的RMSEA、SRMR、CFI、TLI等模型拟合指标进行验证；结果显示，各项指标拟合指数良好（χ2=1 250.447，RMSEA=0.070，SRMR=0.068，CFI=0.839，TLI=0.823）；效标效度分析发现，修订后量表各因子与情境焦虑显著相关（ r=0.190~0.556， P<0.01）。综上，DSI（中文版）的信效度良好，可作为我国驾驶人员压力的评估工具。

目的:探讨腹腔镜下脾血管结扎术治疗小儿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方法:2015年5月至2018年4月，17例儿童因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伴脾大内科治疗效果差，就诊于我院外科。其中，男9例，女8例，年龄0.3～15.3岁，平均8.3岁。所有患儿均接受腹腔镜下脾血管结扎术。术后定期随访，用AW Volume Share 5软件对腹部增强CT的脾脏影像进行体积测量，评估手术前后脾脏体积。迄今随访3～38个月，平均19.8个月。结果:所有手术均成功完成。手术时间60～180 min(平均115 min)，术中出血量为5～50 ml(平均15 ml)，无术中输血患儿。术后住院时间5～9 d(平均7 d)。术后血小板、红细胞及血红蛋白较术前均明显升高( P<0.05)。术后功能性脾脏体积较术前脾体积明显缩小[(307.393±177.634)cm 3比(581.242±270.260)cm 3， P＝0.000]；其中10例随访1年以上者测量了术后功能性脾脏体积，最近复查时的功能性脾脏体积较术后1个月的功能性脾脏体积显著增大( P＝0.004)。脾梗死指数(即术后1个月脾梗死体积占术前脾脏体积的百分比)为0.31～0.99(平均为0.53)。术后无一例需继续输血治疗。 结论:腹腔镜脾血管结扎术是治疗小儿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的有效方式，但远期疗效仍需进一步研究。

目的:揭示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HS）骨髓红系造血的代偿特征，探究不同程度贫血对骨髓造血代偿的影响。方法:收集2014年7月至2020年9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确诊的HS患者临床及实验室资料，以外周血网织红细胞绝对值作为替代参数，评估骨髓红系造血代偿能力，并对不同贫血程度HS患者红系造血代偿进行比较。结果:① 302例HS患者中代偿性溶血病（代偿组）115例，轻、中、重度贫血（失代偿组）患者分别为74、90、23例。②失代偿组血清红细胞生成素（EPO）水平与HGB呈负相关（ rs=-0.585， P<0.001）。③ HS患者的中位网织红细胞计数（ARC）0.34（0.27，0.44）×10 12/L，约为正常人的4.25倍，最大ARC 0.81×10 12/L，约为正常人的10倍；代偿组的中位ARC 0.29（0.22，0.38）×10 12/L，约为正常人的3.63倍，失代偿组中位ARC 0.38（0.30，0.46）×10 12/L，明显高于代偿组（ z=4.999， P=0.003），达正常人的4.75倍。④代偿组的ARC与HGB呈负相关（ r=-0.177， P=0.002）；失代偿组ARC与HGB呈正相关（ rs=0.191， P=0.009），轻、中、重度贫血组间AR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4.588， P=0.101）。⑤轻、中、重度贫血组的中位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指数（IRF）分别为13.1%（9.1%，18.4%）、17.0%（13.4%，20.8%）、17.8%（14.6%，21.8%），轻度贫血组IRF小于中度及重度贫血组（ Padj值均<0.05），而中度和重度贫血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adj=1.000）；轻、中、重度贫血组的中位新生网织红细胞计数分别为5.09（2.60，7.74）×10 10/L、6.24（4.34，8.83）×10 10/L、7.00（3.07，8.22）×10 10/L，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3.081， P=0.214）。 结论:HS骨髓红系造血代偿随不同程度红细胞减少而增加，维持HGB在正常水平；而一经贫血发生，造血代偿即已达最大水平，不因贫血加重、EPO增加而进一步代偿增加。